給本科生上課，念念不忘的是交代他們趁在校之便，接觸一下線裝書，即便不想看或看不懂，到古籍部去翻翻也好，不然，連線裝書為何物都一無所知，似有負于中文系學生的聲名。我們的同學畢業之後，不少人將到縣以下的單位去工作，由於條件的限制，恐怕有的同學一輩子再也沒有機會接觸到線裝書了。對每一屆的學生我都這樣說，但是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我接觸線裝書，始于高中，祖父有不多的幾冊古書，出於好奇，翻過。但是，等到我上了大學，比較懂得讀書之後，再去尋找那幾本線裝書，問大人，說已經毀於大亂的年代。每想起此事，往往悵然久之，又無可奈何。記得我還到過廈門市圖書館翻過《廈門志》，因此還寫過一篇小文，發表在中學生自編自印的刊物上。大學四年及剛出來工作的頭幾年，缺乏安定的讀書環境，蹉跎了許多美好的時日。1977年，中華書局開始影印一些古籍，如胡刻本《文選》，雖然不是線裝，大約為了節省印張，每頁又分上下兩欄，但原貌可見。我從教的那個縣只到了兩部《文選》，被我購得一部，至今憶起此事，乃然有點得意。稍後，一些古籍書店的書也慢慢解禁。我在中學當校長，為這所學校購得影天一閣明代方志中的數種（線裝），自己也買了一部六十年代的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當時揚州古籍書店還有一部百納本二十四史，售價二百多元，我向上級打了報告，未獲批，悶悶不樂數月。

較大量地閱讀線裝書是在我讀研究生之後。七十年代末，我成為段熙仲教授（1897-1987）的研究生。段先生二十年代畢業于東南大學（後更名中央大學），以治《公羊》、《儀禮》、《水經》名世。此後，我經常出入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古籍部只有四張桌子十幾個座位，三面擺滿常用的古籍，不少是線裝書。不在架上的線裝書，只要遞上索書單，連索書號都不必寫，工作人員馬上就會為你取書。閱覽室外邊的過道，還有一只熱水壺，兩張茶几四只靠背椅以供小憩。段先生其時正在點校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注疏》，師生倆天天早出遲歸。先生到時，常常和我小聲聊幾句，交代我找那些書讀，這些書又有什麼特點。有幾天，段先生的座位空著，我去赤壁路看他，感冒了。他說，唐（圭璋）先生要他幫忙核對一條《太平御覽》「鬱孤台」的材料，只好讓我代找了。唐先生比段先生小三四歲，但身體差些，基本不出門。段先生還說，《太平御覽》在哪個角落，材料在第幾卷。我按照先生的指點，很快就查到了（後來，唐先生的《讀詞雜記》用了這條材料）。

我離開南京，最捨不得的南圖的古籍部；我來福建師範大學工作，對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也是它的圖書館古籍部。隨著文化教育事業的大發展，有二百萬冊以上藏書的圖書館日益增多，但是，有二十萬線裝書的圖書館似不會再增加多少了。師大的圖書館是目前擁有二十萬線裝書的圖書館之一。二十多年來，我絕大多數的科研成果都和這個圖書館的古籍部有關，我絕大多數的學生學位論文也與這個圖書館的古籍部有關。早些年，線裝書是可以借回家的，非常方便。後來為了保護古籍，不讓借了，非要蹲在圖書館查閱不可。這種規定本無可厚非，但是一碰上寒暑假，麻煩也就更大了。圖書館館長和古籍部主任，都知道我的惜書，而且是真正想讀一點書的人，隨著年歲的流逝，資歷漸深，因此常常特許我把某些線裝書借回家，每次我都按規定的時間歸還，有著很好的信譽，這樣下次再借，也就不難了。借出來的線裝書，也時常與我的學生共享。感謝師大圖書館二十多年來對我和我的學生們提供的方便，感謝古籍部的朋友們多年來付出的勞動。福建省還有一家公共圖書館線裝書也頗豐，早年我到那兒讀書，也遭受過冷遇，當時我要求借閱一部六朝的集子，遭到嚴拒，過程就不必提它了。我現在給學生上課，常以這件小事為例勸告他們，不論到那個圖書館的古籍部借閱線裝書，都是耐心，不要耍小脾氣，也許管理者也有難處，慢慢調整關係，以後看書就不會那樣難了。

在讀線裝書的過程中，我也結交了許多師友。其中兩位是不能不提到的，他們的古道心腸，多年來一直令我感動。一位是臺灣大學的沈冬教授，沈教授是近代名人沈葆楨的後裔，頗有大家閨秀的風範，我們是1999年在泉州市召開泉州學研討會上認識的。大家談起古籍，我說起年前在臺灣見到的某些古籍，大陸很難尋覓，例如明代高木秉的《高漫士嘯台集》（成化本）等。沈教授讓我把書名開給她，回臺灣後再幫我找。大概一個多月之後，我收到了上千頁A4的影印本還有一封信，說她讓助手印了三部書，如果有其他需要，還可以來信。初次見面，就給予我這樣大的幫助，不用說複印費和郵費，單說查找資料什麼的，也得耗費許多的時間和精力。另外一位是復旦大學的蔣凡教授，蔣教授是福建泉州人，比我年長好幾歲，屬於師輩，交往的時間久些。蔣教授研究領域較廣，視野開闊，曾點校過閩人梁章鉅的《三管詩話》，十餘年前我撰寫《福建文學發展史》，對梁氏著作亦有所涉獵。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梁氏的《長樂詩話》，待到我想要借閱時，已有目無書，讓人十分掃興。我見到蔣教授時，也抱怨給他聽。蔣教授說，梁氏此書手稿藏於上海圖書館，他可以去試試。「試試」什麼，蔣教授沒說明。過了一些時日，蔣教授郵來了親手所抄的《長樂詩話》兩冊，豎抄，繁體。他說，為了保存原貌，異體字甚至錯字乃一如其舊。他還說，抄畢後又校過兩遍，原稿一些誤植、脫、衍之字，他認為有問題的，已隨手用紅筆注於其側。因為了我的一句話，蔣教授在上海圖書館足足蹲了一周的時間。惺惺相惜，沈冬教授、蔣凡教授所做的，我能做到嗎？我常常捫心自問。後來，一些海內外的朋友因為在當地找不到所要的線裝書，讓我替他們想想辦法，只要能做到的，在通常的情況下，我也會盡力去做的，雖然不可能做得像沈教授、蔣教授那樣好。大家都是讀書人，能讀到自己想讀的書，是一種快樂；朋友信任我，也是一種快樂，更是一種緣分。

二十多年來，我也添購了少許線裝書，可能有二百冊吧，主要是為了使用，故沒有什麼善本秘笈可言。家裏還有一本很特殊的線裝「海內孤本」，那就是祖父毛筆正楷手書的家譜。由於我是長孫的原故，家譜傳到我的手中。這也是祖父留給我的唯一遺物。這部家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能躲過劫難，真是萬幸！封面上寫著「木本水源」和「穎川陳敬福堂」十字。根據這部手寫的線裝書，我才得以知道我的家鄉在金門烈嶼（民國三十四年父母的結婚證書上父親的籍貫諧音寫作黎嶼），才知道烈嶼還有康熙以降數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祖先的墳塋。2005年元旦，世界金門人日，我在金門所作的講演題目就是家譜封面上的「木本水源」。

線裝書的長處，一是字體大，對四五十歲以上「視茫茫」的「老人」來說，不戴花鏡就可看得分明，不像某些排印本為了節省成本故意排小號字，密密麻麻一大片，未讀已經感到吃力。線裝書，豎排，捲起來一手可握，邊看書還可以用另一隻手邊端杯啜茗。線裝書，一律的繁體字，頗存古雅，對像我這樣的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者而言，更加親切。詩人余光中說兩岸「字分繁簡」，是就當下一般出版物而言，而兩岸分藏的線裝則一概是繁體——兩岸相同的不僅僅是節氣，書亦同源矣。線裝書往往分冊裝訂，一部書可分若干冊甚至十數冊、幾十冊、上百冊，每冊都比較輕，不像現在大部頭的精裝書，賊沉，閱讀時非得擱在桌子上、非得保持一種正襟危坐的架勢不可，累。線裝書中還有少量名人稿本，我曾經寫過一篇《讀稿本之樂》，發表在中華書局的《學林漫錄》上，大意是說讀古人的稿本，如與古人面對著面，減少了隔膜，一下拉近了時空，感到特別親近，這種感受是閱讀現代書刊難以體會到的。

各人的經歷不同，職業不同，愛好不同，不必強求大家都來讀線裝。但對我個人而言，讀線裝書則是一種美好的人生享受。夜深人靜，倚在客廳的一角，沏上一杯淡淡的、溫溫的綠茶，捲著書卷，既無電話鈴之擾耳，也聽不到戶外高車大馬之喧囂，不覺悠悠然忘乎老之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