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古籍並不容易，個中的甘苦，一言難盡。尤其是第一個關卡，往往便不能不觸及版本、校勘等相關的問題。就以一九六九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出版的《留庵詩文集》為例，書中所錄〈湖湖文石歌〉（茫茫元氣虛空鼓）、〈澎湖〉二首（海上三山未渺茫）暨（六六沙灣小似舟）、〈金雞曉霞〉（立石金雞唱曉聲），這三篇詩作究竟是否確出於盧若騰之手呢？還是應當判歸給錢琦呢？

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考證題目，但對於研治金門古籍的文史工作者來說，或許還有一點參考價值，所以，為求敘述分明，乃不憚煩瑣，條陳如下：

一、且先看《全臺詩》（國家臺灣文學館、遠流出版社，二○○四）第壹冊【盧若騰】輯之編校者許俊雅、黃美娥女士所撰【提要】，許、黃二氏說：「《留庵文選》係1969 年由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出版，依據林策勳抄寄作品二十餘首及其他書籍著錄而得，部分作品乃《島噫詩》所無；唯其中所錄之作。」（詳《全臺詩》第壹冊【盧若騰】，頁三一。）

再看《全臺詩》第壹冊【盧若騰】輯下，錄〈澎湖文石歌〉一首，許、黃二氏註云：「此詩收於《留庵詩文集》，又載林豪《澎湖廳志》〈藝文〉、賴子清《臺灣詩醇》。」（詳《全臺詩》第壹冊【盧若騰】，頁三四。）

由上可得一小結：許、黃二氏以為〈澎湖〉、〈金雞曉霞〉二詩實為錢琦所作，而〈澎湖文石歌〉的作者仍是盧若騰。

二、《全臺詩》之編校，成於眾人之手，而總其事者，其實並末細察，以致於在《全臺詩》第二冊【錢琦】詩的部份，便發生和【盧若騰】詩相互矛盾的地方。怎麼說呢，因為此輯的編校者楊永智先生是將〈金雞曉霞〉、〈澎湖〉、〈澎湖文石歌〉三篇都列為錢琦之作，明顯和許、黃的結論有所參差。茲鈔錄楊之意見如下：

１、〈金雞曉霞〉：按此詩為「台陽八景詩」之一，故楊註云：「此詩又載蔣鏞《澎湖續編》〈藝文〉、林豪《澎湖廳志》〈藝文〉，盧若騰《留庵詩文集》。編者按：《澎湖廳志》誤錄為盧若騰之作，盧氏當年未有「台陽八景」之名，遑論賦詩？其後《留庵詩文集》又照錯襲鈔。」（詳《全臺詩》第二冊【錢琦】頁三二一。）

２、〈澎湖〉：「編者按：《澎湖廳志》〈藝文〉誤錄為盧若騰之作，《留庵詩文集》又照錯襲鈔。」（詳《全臺詩》第二冊【錢琦】頁三二九。）

３、〈澎湖文石歌〉：「此詩收於胡建偉《澎湖紀略》〈藝文〉，又載林豪《澎湖廳志》〈藝文〉、連橫《臺灣詩乘》、陳漢光《臺灣詩錄》。」（詳《全臺詩》第二冊【錢琦】頁三二九。）

由上所述，可再得一小結：楊氏以為〈澎湖〉、〈金雞曉霞〉、〈澎湖文石歌〉三詩皆為錢琦所作。而為什麼錢琦的作品會「張冠李戴」變成盧若騰的作品呢？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林豪《澎湖廳志》〈藝文〉的誤錄。

三、然而，林豪《澎湖廳志》〈藝文〉果真是誤錄了嗎？且先看文建會與遠流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澎湖廳志》卷十四〈藝文下〉，其中「國朝福建布政使司錢琦」名下依序錄〈澎湖〉、〈澎湖文石歌〉、〈金雞曉霞〉三篇，而點校者張光前先生也於錢琦條下註云：「刊本未著作者姓名，據稿本及《澎湖續編》補。」（詳林豪總修、薛紹元訂補、張光前點校，《澎湖廳志》下冊，二○○六，台北：文建會與遠流出版社，頁五七八～五七九。）

此處所稱稿本，是指林豪成於光緒十八年的《澎湖廳志》稿本；而刊本，則是則指經薛紹元刪定，於光緒二十年孟夏才付梓的刊本。也就是說，在林豪《澎湖廳志》的原稿本中，〈澎湖〉、〈澎湖文石歌〉、〈金雞曉霞〉三篇，原本就繫於錢琦名下，只是：《澎湖廳志》〈藝文〉的排序，盧若騰之下原就接著錢琦，現在，刊本將稿本刪改付印了，但同時卻也將錢琦的名字漏掉了，以致於錢琦的詩自然就被誤認為是盧若騰的作品了。

由上可再得一小結：依林豪的稿本，〈澎湖〉、〈澎湖文石歌〉、〈金雞曉霞〉三篇，都是錢琦的作品。至於為什麼後來會張冠李戴，則是因為刊本與稿本之間有了這麼一個不經意的疏漏，以致於後來的人，看不到稿本（現藏國家圖書館中央分館），便也只能依據錯了的《澎湖廳志》刊本，而將這三篇視為盧若騰的詩作了。

關於這種因版本不同而導致張冠李戴的誤失，其實在中國詩史中並非僅見，史學大師陳寅恪早就說過了：「整理全唐詩應先搜集明朝時各集的版本。因中間有脫落了一個人的名字，因而誤為上一個人所做的。」（詳黃萱五十年代聽課記錄〈唐史聽課筆記片段〉，收入《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二○○二，頁四八一。）簡單講，盧若騰與錢琦詩中間糾葛，就是這樣一個例證罷了！

寫到這裡，我們不妨說，依林豪的理解，〈澎湖〉、〈澎湖文石歌〉、〈金雞曉霞〉三篇應該不是盧若騰所作，因此，對於上述諸位學者的看法，我們也可以說點話了：

一、許俊雅、黃美娥小姐的《全臺詩》第壹冊【盧若騰】輯中，或許應該把〈澎湖文石歌〉的作者改列在錢琦名下才是。或者，至少要加個註，說明：為什麼同樣一首〈澎湖文石歌〉，卻又同時出現在同一本書《全臺詩》第貳冊的【錢琦】輯中呢？

二、楊永智先生在《全臺詩》第貳冊【錢琦】輯中將〈金雞曉霞〉、〈澎湖〉、〈澎湖文石歌〉三篇都列為錢琦之作應該是正確的。但他認為這三篇作品，被林豪《澎湖廳志》〈藝文〉誤錄，而變成了盧若騰的作品，則不免仍是沿襲刊本之誤，而未見到林豪最初的稿本，遂使林豪蒙受了如此無妄之冤曲，這裡，或許也應該再加個小註，以示謹慎，方不致於厚誣古人。

三、因文建會重建台灣史料的工程計畫，已重刊了不少清代方志，使得林豪這本清代最後一本方志——《澎湖廳志》，終於有了新的版本問世，實在令人雀躍。而張光前先生的點校，參照諸種版本、稿本、抄本，的確也符合史學校勘的基本軌轍，值得嘉賞。

但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例如《澎湖廳志》卷七〈人物〉上之〈寓賢〉「盧若騰」條下，述及盧牧洲「生平著述甚富，有《留菴文集》二十六卷，《方輿互考》三十餘卷，與《田井堂值筆》、《島噫詩》、《島居隨錄》、《浯州節烈傳》、《印譜》各若干卷。」（詳林豪總修、薛紹元訂補、張光前點校，《澎湖廳志》上冊，二○○六，台北：文建會與遠流出版社，頁三二五。）其中「與《田井堂值筆》」的句讀，顯然並非筆誤，而是不明白盧若騰有「《與田井堂值筆》」這麼一本書，所以才誤斷句讀，這大概可稱為一種「想當然耳」的疏誤吧。

學術為公，本篇之作，其實，也只想說明一件事，做學問應該是很難的罷！而謹記古人不輕易刊書的教訓，或許，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二○○七年元月二十一日於台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