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在歷史推演下無意間造成保台的事實，但同樣為了保台的理由，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採「以怨報怨」的治台政策，功與過自有後世史家論斷，卻不容亂臣賊子竄改史實，在省籍原罪的傷口上繼續灑鹽，當年若非蔣介石以中國戰區數千萬條人命死傷的代價，換取日本義勇軍前來保台，毛澤東解放台灣早已成定局（見二月十三日言論廣場）。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日前民主進步黨主席游錫表示，民進黨將以特別立法方式推動真相與和解法草案，並將成立特別調查小組，追查真相，還受害者家屬一個公道。

他再度抨擊，「沒有真相，沒有和解」、「沒有正義，就無法共生」，蔣介石不僅是獨裁者，更是二二八的元兇，「案要審、罪要判、人要關、錢要還」，如果加害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那台灣社會就沒有是非黑白、更沒有公義。

游錫呼籲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要有明確態度，應於二二八當天宣示，不再對獨裁者謁靈，給台灣人民及受難者家屬一個清楚的交代。

他指出，對二二八事件，馬英九根本毫無誠意解決，竟然以「補償」掩飾歷史罪行所應負起的「國家賠償金」問題，不承認歷史元兇的錯誤，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非常不公平，民進黨堅持應該以「賠償」方式處理，才能還苦難者公道，社會才有是非。

針對上述論點，可看出民進黨公義是一個表演過多的公義，是一個虛矯質變的正義，擔負不起人民真正的託付；這種表演過多的「愛台灣」公義，是靠嘴巴來愛台灣，是藉指責別人不愛台灣、甚至賣台來愛台灣，成功深化了族群與統獨間的仇恨與矛盾，目的只為了鞏固投機政客日漸失去的權勢，而歪曲史實常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亡國必先亡史，台灣從李扁執政以來，大量修改教科書，「去中倒蔣」蔚為風潮，尤其李登輝主政期間，邀請日本漫畫家小林來台完成「台灣論」為濫觴之始，而扁政權的教育部長杜正勝則為狗尾續貂,他不但聘請皇民化意識的學者修改日據史，更經常對外發表媚日言論，帶頭美化日據時代的台灣被殖民史。　

　　了解史實的人都知道，日本工業化的資金，來自中國馬關條約的賠款，台灣工業化的基礎，更建立在日本工業化的成功；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將其在台灣的資產全部遺留下來，是戰敗國不得已的放棄，不是善意的贈與，但李登輝和杜正勝等媚日份子，卻感恩戴德，認為日本人「的確在台灣做過了不起」的大事，台灣人應感謝當時的日本人，給予他們「公正的評價」，嗚呼哀哉！這些以出賣祖先靈魂為榮的權勢者，真可謂「皇民化階級」的僵屍復活！台灣忠義之士豈能不以「刀筆」斬之！除之！

日本軍國主義作家小林的「台灣論」，書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導，更極為誇張與偏頗，企圖勾起台灣島內省籍衝突的殘存記憶，凸顯國民黨政權係外來暴虐式的強權集團，藉以沖淡日本人過去高壓統治的奴化過程，更替島內「皇民化階級」復辟運動，尋找正當性的理由，以鞏固台灣島內「親日反中」的政治力量。

台灣論書中報導：「台灣的本省人似乎對蔣介石恨意極深，畢竟國民黨政權在一個月當中，便屠殺了兩萬八千名以上的台灣人」。他並藉李登輝和金美齡等人的回憶，佐證二二八事件一連串殘酷的屠殺與肅清過程，小林誇張的記載：「毫無武裝的台灣人慘死在機關槍下，鼻子跟耳朵被割下，許多人的手掌心被鐵絲貫穿，連串成一排人牆，在屈辱的遊街之後，還必需接受槍斃示眾的命運………」。　

　台灣論的報導是否屬實？李登輝和金美齡的說法是否為「選擇性記憶」？這個歷史性的悲劇是否應為外省人背負的「省籍原罪」？整個慘劇是否有外來陰謀力量介入？這許多疑問都關係著整個事件的真象，倘若任憑真象被野心政客過度扭曲和故意蒙蔽，不但無法解決省籍間的衝突，也無法還給罹難者一個公道，正義的追求不僅在乎遲來與否，更在乎是否力求真實。

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報告

　 早在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四十五週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公佈研究報告，報告前言指出，為撫平歷史傷痕，消弭省籍誤會，李登輝總統敦請邱創煥資政成立研究小組，並請行政院施啟揚副院長擔任召集人，邀請社會公正人士與學者專家，根據國內外有關資料，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諸於世。　

　　有關研究小組的學者專家名單，對國內近代史頗有獨見的作家李敖認為，除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賴澤涵擔任總主筆外，無一是二二八歷史的研究者，反倒不乏國民黨史觀下的護航大王，充斥著曲學阿世的痕跡，因此就學術觀點，該報告的「公正及可信度」實屬可議，且充斥著感情成分和主觀意見，過度彰顯本省人的受害，從厚達四百三十四頁的報告中，只有半頁談到外省人受害部份，可見一斑。

李敖以其獨立批判的立場分析：「大體上二二八事件，是以台灣暴民濫殺開始，以國民黨濫殺結束的恐怖事件，中間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哀呼與血淚。」因此李敖對研究小組不問緣由，不問誰先開始濫殺，在研究前提下，先侷限在台灣菁英的喪生方面，就學術上是不公正的，可信度要打折的，因為台灣菁英喪生固屬事實，外省菁英冤死的也不少。

立委李敖認為，學術要講究規格，講究方法，不埋沒證據，不能偏聽一面之詞，甚至在關鍵證據未明以前，不能「缺席判決」；但研究小組的報告卻違背了這種學術常規，也違背了史學方法的常規，因此研究成員在進行見證人與受難家屬訪談時，幾以本省人士佔多數，卻以外省受難者已獲救濟措施、死難者單身或已返大陸、基於不同理由而訪談意願不高等三個藉口，進行頗偏式的「缺席判決」，這種「缺了一條腿」的史料，必定難以獲得公正的結論。　

　　在戒嚴時期，力爭言論自由的李敖，曾義助本省人而坐過牢、受過難；在白色恐怖時代，在本省人還不敢明目張膽的談二二八之際，李敖率先為本省菁英遭冤殺請命；因此在外省當權派迫害本省人時，李敖站在本省人被迫害的一方，在他的筆下，沒有省籍之別，祇有好壞之分；在強權迫害公理與正義時，李敖更是挺身與強權對抗，他是知識份子中難見的「真理俠客」。　　

　李敖反諷台灣是個「偽善」的小島，古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現代卻是亂臣賊子作「春秋」而孔子懼了；在公義角度上，本省人犯了一件道德的過失，就是只為自己人被害而大聲，卻為自己害人而沈默，例如為外省人欺負本省人四十年而大聲，卻為台灣人欺負高山族四百年而沈默，為二二八外省人殺害本省人而大聲，卻為本省人殺害外省人而沈默，這種偏狹的公義如何號召和平，又如何撫平傷痕呢？

二二八事件的時代背景

　 要暸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我個人認為先要對當時的時代背景做全面鳥瞰；1942年6月5日，美日中途島海戰，日軍喪失四艘航空母艦，海軍戰神山本五十六意圖扳回頹勢，在視察前線時遭美機突襲，座機墜落身亡，成為戰局的轉捩點；當年七月美國內部重新燃起佔領或託管台灣的聲音，直至1944年秋，台籍軍統局成員劉啟光被美吸收，並提供幹員接受美國訓練，一旦美軍登陸台灣，他們將配合佔領軍展開託管計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發表日皇「終戰之詔」，第二天日軍參謀中宮悟郎，在草山策劃台灣獨立，秘密會見當年迎日軍入台北城的辜顯榮之子辜振甫，由其帶頭網羅林熊祥等卅餘人台紳，成立台灣自治協會，企圖以台灣獨立匿藏武器、囤積糧食、破壞軍事設施，以備美軍登陸時做殊死戰之用；此項策劃已遭美國情報當局獲悉，並由美國日後駐台副領事柯喬治執筆報告；1945年9月10日，美國戰略情報部執行台灣託管調查的「黃鶯計劃」；1946年後，副領事柯喬治更大力支持「託管論」，並吸收台人黃紀男倡議台灣獨立。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共內戰愈演愈烈，雙方為了爭奪接收日軍降區防地，在大陸各地展開攻防戰，台灣在光復初已藏匿不少共產黨員，並接受延安黨中央指示「大量吸收成員，擴大製造混亂。」當時中共在台灣的領導人有謝雪紅、張志忠、王萬得、王添登和蔡孝乾等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中共不斷對台廣播，聲援在台潛伏分子，要台灣人民熱烈支持武裝鬥爭。

日本在台「奴化教育」的成功，也導致二二八事件的動亂延伸全島，「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召集人葉明勳，在參與調查前，曾於1988年2月29日，在「聯合報」發表「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文，指稱光復後，旅日台胞四萬五千多人，有半數以上沒有戶籍，他們其中有不少是台灣「特級流氓」，日本人訓練他們投入中國戰場去當最壞角色，以破壞大陸人民對台灣同胞的情感，這群比日本人還壞的「台灣浪人」返台後，是充滿炸彈性的火種；再加上被徵參戰遣送回台的人，先後有卅萬餘人，政府缺乏妥善安排，一旦遊手好閒，自然構成社會問題。　

　　台灣史學家林衡道在「二二八事變的回憶」指稱，他以前往過福州，目睹過台灣浪人的厲害，福州居民怕這些台灣浪人甚於怕日本人，光復後這些人都回到台灣了，使社會問題更為複雜。研究小組另一召集人陳重光，當事件發生當時，也曾聯名報告監察院指稱：「在二二八事件中，查緝私煙所誤殺的陳文溪，綽號臭耳仔，其兄即為大流氓，故首先於台北發動大規模之騷動，凡搗毀台北專賣分局，街擊專賣總局與長官公署，毆打外省人之主動者均為流氓」。　

　　二二八事件發生有其複雜的遠因，亦有流氓藉機生事的導火線，台灣菁英所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意圖平息暴動，但在台共強力帶領和軍統特務人員混進旁聽席趁機撩撥，致使隔日長官公署下達攻擊令，悲劇終於漫延全島；其實，陳儀當初並無屠殺台人之心，在事件前仍堅持撤走駐台等待整編的散兵遊勇，以免風紀欠佳的部隊與台胞發生衝突，而當時全省兵力僅存五千人，除去保護機場和軍需的兵力以外，能作戰不到三千人，而當時台灣浪人和退伍台灣兵逾卅萬人，致使激進份子誤以為有可能推翻陳儀政府，乃大膽鼓動民眾反抗政府。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來，最成功之處就是推行「奴化教育」，正如過去南非白人政權般，將黑人教導成遵從和服侍白人為最佳美德，凡違背白人至上觀點的黑人，均是無法脫離原始叢林的落後人種；因此小林在書中以本省人所流傳的說法，將中國人種比擬成毫無用處的「豬仔」。其實，日本建設台灣，即著眼「豬仔政策」的飼養觀點，主人養豬的目的，只為了日後的宰殺，日本早已將台灣視為南進爭奪亞洲霸權的基地，台灣人是為日本天皇而生，為軍國主義而死，為了訓練台灣青年投入皇軍聖戰，將台灣民謠「雨夜花」改歌詞為「榮譽的軍伕」。

1940年4月，日本總督府強制台灣人民，奉祀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孔廟、關廟、媽祖廟及漢民族原有一切的寺廟均廢止，祖宗牌位與馬桶一道焚毀，並規定所有家庭供奉日本伊勢神宮的大麻；連日常娛樂也遭嚴格管制，傳統歌仔戲、木偶戲及皮影戲等民俗技等，都被強迫禁演。

皇民化運動嚴重破壞台灣漢族文化，企圖斬斷漢族移民與中土文化的根源，可謂台灣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激起台灣人民的憤慨；大東亞戰爭末期，日本神社遭聯軍飛機炸毀時，台灣人民私底下興奮不已，正是反抗異族統治的自然投射；小林在台灣訪談時，不但漠視這段史實，還渲染台灣目前僅存少數的小型神社，誇大為台灣人普遍感懷日據時代皇軍和警察的恩德，實在是不夠格的邪知邪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