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小美人》，我隨即進入《李家秀秀》的構思裡。

二十餘年的創作空白期，是我心中永遠的疼痛。當《李家秀秀》這個故事在我心中隱約成形時，我不得不拋開日常生活中的俗務和瑣事，趁著黃昏時刻落日尚未西沉時，盡速地把它記錄在生命的扉頁裡。因為蒼天對待每一個子民都一樣，只有死亡的宣判，沒有所謂的豁免。人生中的許多意外，往往又比明天來得早，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即使倉卒書寫出來的作品枯燥乏味不成熟，但只要是心血的結晶，我便沒有不喜歡它的理由。

二○○六年春天，當我完成長篇小說《小美人》時，從媒體上得知，我曾經服務過的金防部已縮編改為金指部。政戰部除了政三（監察）、政四（保防）外，其他已合併成「政綜組」，官兵總人數只剩下區區的幾十人。主任辦公室亦已搬離武揚，直上擎天峰與指揮官比鄰而居，與當年同在武揚營區的：政一、二、三、四、五組，政本部、金城辦公室、軍樂隊、政戰隊、特遣隊以及國防部心戰大隊等單位人員相比，的確有天壤之別。整個環境的變遷，用物換星移、人事已非來形容或許並無不妥之處。若依目前兩岸的局勢以及國軍施行精實案而言，或許不久的將來，還會有更大的改變，屆時，勢必讓島民留下更多的緬懷。

爾時存在於這塊土地上，具有另一種文化特質的特約茶室早已走入歷史，它留下的或衍生出來的許多軼事，都將成為島民永恆的記憶。然而，當年承辦是項業務與在裡面謀生的鄉親，往往都會遭受到部分島民的誤解和歧視。一般人總以為與它有直接關聯的員工，都可以在裡面胡作非為，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倘若敢於玩法，隨時都會面臨被解職或移送軍法究辦的可能。

放眼當今文壇，以這個名震中外的擎天山峰為背景，以及以戒嚴軍管時期、軍中的人事物為書寫對象的文本並不多見。當這個島嶼隨著兩岸軍事的和緩快速地轉變時，我不得不憑著尚未退化的記憶，把爾時歷經過的種種事蹟，盡快地記錄下來，好為我們的子子孫孫，留下一些值得紀念的篇章。它似乎也是我多次試著以六○年代的太武山谷為背景，從事小說創作的主因。基於文中情節的需要，《李家秀秀》後半部的部分背景，很自然地又進入到孕育我成長的地方。即使讀者們先前曾經讀過我的作品，對這個深山幽谷裡的人事物似曾相識，但我的每一篇小說，都有其獨立的故事架構，這是我必須向讀者們說明的地方，但願讀者們不會認為我的說法太牽強。

彼時的「姑換嫂」，雖然撮合了許多姻緣，卻也出現不少社會問題。當年在金門這個男多女少的小島上，三十幾歲未婚的男性比比皆是，尤其是生活清苦的農家子弟，更是不勝枚舉。因此，才有「三八婚制」與「姑換嫂」兩種社會風氣的形成。

三八婚制的聘金禍首，我們在此姑且不論，因為早在三十餘年前，我在長篇小說《螢》與短篇小說〈雨天 我想起：南方來的那姑娘〉兩篇作品裡曾經嚴厲地批判過。倘若以姑換嫂而言，原本是一樁親上加親的好事，它的原意似乎比索取高額聘金更能讓島民接受。但是有些家長，刻意地隱瞞子女的缺陷，全憑媒婆三寸不爛之舌，便輕率地促成一門姑換嫂的婚事，最後則衍生出許多家庭問題。追究其因，不外乎是雙方年齡和智商的差異，以及身心上的殘缺，受害或遭受矇騙者幾乎男女雙方都有。而可悲的是，多數人均屈服於命運不敢聲張，像秀秀那種不向悲傷命運低頭、勇於和現實環境對抗的女性，畢竟是少之又少。

在《李家秀秀》這篇小說裡，除了透過陳先生這個角色，協助從小命運多舛的秀秀，邁向幸福的人生大道外，對那位凡事剛愎自用，以有色眼光看人的美娟，則必須給予譴責。因為她對職業懷著很深的偏見，藐視鄉親的工作權，更瞧不起同在這塊島嶼成長的青年人。之後雖然有所悔悟，但為時卻已晚，必須自食其果，無緣和她賞識的人締結鴛盟。而王維揚則是少數能獲得金門人認同的台灣兵之一，他雖然生長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卻從不自我誇耀，始終以謙恭和誠摯的態度，來面對和秀秀在這個小島上所孕育出來的感情，幾乎和拙作《夏明珠》書裡的王國輝成了強烈的對比。王維揚的父親不惜捐了伍萬元勞軍款，其目的並非真正上前線慰勞三軍將士，而是以金錢換取機會，展現出他對李家的真誠實意，親自到戰地金門替兒子提親。

但是在《夏明珠》那篇作品裡，王國輝在金門騙取夏明珠的感情又奪取她少女的貞操、退伍回台灣後，卻不願對這段感情負責而出國。當夏明珠懷著身孕赴台尋找王國輝不著、復受到他的家人百般地羞辱和遭受流產的雙重苦難後，在自卑感與羞恥心使然下，無顏再接受同鄉林森樑的愛。最後重回這個島嶼，繼承父母親農耕的衣缽，在現實環境的使然下，嫁給一個大她二十餘歲的退伍老兵，兩人相互包容、相互扶持，共度餘生。

同樣是一個清純樸實的金門少女，卻遭受到兩種不同的命運，是遇人不淑？還是造化弄人？抑或是時代的悲劇？我並非社會學家，亦非它長期的觀察者，不能針對當年的社會潮流深入探討和詳加分析，僅憑友人一段口述，以及本身的記憶，用笨拙的筆來詮釋這段故事。因此，待商榷的地方仍多，冀望方家指正，讀者們包容！

二○○六年秋脫稿於金門新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