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剛過「知天命之年」就走了，一晃已過了二十個年頭，村裡的阿婆說：「死人快過日」，真有那麼一點感受。但在這段日子裡，每當祭祀之日，心中不免引發一陣「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感嘆，感嘆父親苦楚勤儉的一生，懷念他在世時耿直厚道的為人，心裡總有千萬個不捨的吶喊，可是又能如何呢！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父親死於肝癌，發病到去世僅四個月。當他知道來日無多，曾這樣說：「他要讓子孫好過年」，他的意志力一直支撐到農曆一月底才走。他老人家在他最後的一個春節裡，強忍著身心的痛楚，表現出愉悅的心情，與他的五個稚齡孫子女逗在一起，吃年夜飯、發壓歲錢、放鞭炮、拜年拍照，過了一個歡樂的新年，這也是他一生當中最無憂、最安逸，也最幸福的一刻。

父親苦楚勤儉的一生，該從祖父說起，祖父年輕時外出南洋，在新加坡以搖櫓擺渡為生，每日所得也僅夠他裹腹，還常去享用新加坡有名的「肉骨茶」，難怪他老人家年近不惑之年，不但沒有娶妻生子，衣錦榮歸，反而是孑然一身，返鄉作農。時至日據，晚婚的祖父，接連生下四男二女，父親排行老四，八口之家，一貧如洗，三餐難繼。父親曾這樣告訴我，有一次，好鄰居不忍父親挨餓，偷偷送給祖父一個大南瓜，當日午餐即以南瓜為食，很不幸被一個壞鄰居看到，向祖父咆哮：「窮鬼，還有南瓜吃，一定是偷來的」，一狀告向日本警察大人，祖父因此被捕入牢，遭到吊打和灌水。父親說，祖父脾氣不好，好食少作，不但一家生計落在祖母身上，還不懂疼惜老婆，常藉故飽以祖母拳腳。祖母生育後，娘家送麵線和麻油給祖母「做月內」，煮好的麻油麵線，祖父先吃，獨享之後還大言不慚的說：「她是月內，我是月外，沒有月外，那來月內」。祖母也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調養和照顧，不到四十歲就鬱病而終，剛出生的幼子即送人撫養，那時年僅八歲的父親和三歲的弟弟，開始過著沒有母愛的童年。

父親在這種家庭環境中長大，目睹祖父作為，自幼便思索如何在痛苦中過生活，在欺凌中求生存，在貧困中維持生計。十三歲那年，祖父雙目失明需人照料，兩姐早嫁人婦，三弟剛上學，大他五歲的兄長，又入贅人夫，從此全家生活重擔落到他一人身上。弱小的父親，少不更事，就受雇於村裡的船家上船打漁，賺取三餐，然光靠打漁也不足維生，因此，不出海就下田耕作，栽種雜糧和蔬菜，以增加收入。八二三砲戰前後，很多金門民眾在政府的補助下，每人發給三千元，讓他們上船避難到台灣，三千元在當時確實為數可觀。父親告訴我，如果不是那年所種的花生大豐收的話，他也會帶著一家老小去領錢，逃難台灣。我問他到底收了多少花生，值得你捨去近兩萬元的逃難財！他說用「糖袋」（早期台糖大麻袋）裝總共十八袋，時價不過千把塊錢。父親知道我在想什麼，他接著說，如果為了一萬多塊錢去逃難，把流汗耕耘，辛勞收穫的農作物就這樣丟棄，會對不起土地公，會被雷公打死，就算逃難到台灣，也未必有好的新生活。我終於瞭解了，父親不放棄做為一個以農為本的基本人生，而花生本長於根，根本常在，生生不息，這就是父親不忘本，耿直為人的地方，也因此花生成為他三餐必備的佳餚和工作中解飢的點心。

父親在二十一歲時，經媒妁與大他三歲的母親結婚，婚後育我兄弟兩人，後來由於母親三次流產，經人介紹收養一女，就是傳統社會所謂的童養媳（我的大嫂）。母親深知家庭貧困，端賴父親一人養家是不夠的，於是以女紅幫國軍修補衣褲，賺取微薄收入，以貼補家用，然三餐仍以蕃薯糊裹腹，難得粒米入口。住家的品質也極為簡陋，一廳一桌，一房一床，屋側則用土埆為牆，穀桿和蘆草為頂，搭建一間廚房，一灶一缸也是父親自己做的，只買了個鐵金鼎放在灶上，祖父未過世前就睡在灶旁用門板舖做的床，一方面可取暖，一方面好照顧。從祖父返鄉算起，一家人就這樣在那棟不到十坪大的老房子生活了半個世紀。當我兄弟漸長，開始上學，父親除了勤於農耕之外，並與人合購漁網全力投入捕漁工作，凌晨二點出海，直到中午返家，午餐後並不休息就下田，由於他拚命式的農漁工作，母親的勤儉持家，家境才稍有好轉。此時，父親即開始思索著如何讓孩子有一個好的讀書環境，於是他想到該是改建房子的時候了，但錢從那裡來，父親每天苦惱著這個難於解決的問題，也曾去向親戚借錢遭到無情的拒絕，但他那股建房子的毅力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過。

民國五十四年，他和三弟拿出省吃儉用的一點積蓄，就在祖先遺下的土地上建了一棟一廳兩房的水泥平房，沒有新傢俱，一家人就這樣高高興興的搬進去住了。但父親不以此為滿足，他規劃要建的是二進樓房，這只是第一期工程。往後他只要有一點積蓄就去採購外牆的長條石材，第二期木舉頭裙牆就這樣積沙成塔完成的。在我國小五年級時，父親放棄漁網改行碼頭工，有一份固定收入，但仍不忘耕作，白天上工八小時，早晚則到田裡，一天工作足足十四小時，也因此生活有較多的改善。於是他傾所有的積蓄和心力，要完成四木舉頭的第三期工程，除了花錢購買鋼筋和水泥之外，平日只要挑水肥到田裡施完肥之後，就在新闢的馬路邊撿拾小石塊，用空的水肥「抽桶」把石子挑回來，經年累月，足足堆積了有十立方之多。這個時候我兄弟倆先後進讀國中，每逢星期例假日，父親便要我和兄長用手推車到溪底採粗沙，與水泥和撿回來的石子拌和，然後用他自己木作的磚型模框，父子三人就這樣做起水泥磚塊，省下了一筆可觀的建築費用。當一個個水泥磚櫛比鱗次的坯成、翻晒，層疊的堆積起來，從那些沒有生命的磚塊裡，我看到了父親生命力，也見識了父親的毅力與決心。在當時，水泥磚的價格每塊一元台幣，父親的苦楚和勤儉，也從這塊水泥磚的價值得到印證。

父親的節省是令人難忘的，他每日上工時都會抓一把煮熟的花生放進口袋裡，當肚子餓的時候，就剝幾顆花生吃，喝水充飢，有人看到他的行徑，就譏諷他連一塊錢買個饅頭吃都捨不得，父親不以為然，就回應他說：「我省下一塊錢就可以買一塊水泥磚」。而他說的這句話，從此成為碼頭工人閒談的話柄。

民國六十年父親完成了四木舉頭第三期建房計劃，兄長棄學從軍，一年後我升讀高中，父親的第四期二樓建房計劃也悄悄進行著。六十四年我步兄長後塵，進讀軍校，離家前夕，父親此時已按捺不住心中不捨的情緒，眼淚奪眶而出，何以僅有的兩個兒子先後都志願從軍，棄兩老於不顧。但父親終於也明白，他的兩個兒子，不忍父親為了蓋一棟房子，投下畢生的精力和積蓄，還不得完成，以棄學從軍，不但減少家裡開銷，並用軍中每月的薪資，以實際行動幫助父親完成心願。民國六十六年的暑期樓房落成了，父親終於完成他的偉大建屋計劃，那時我正好在台北衛戍部隊服役，不能回家分享他的喜悅，但他還是忍不住的寄了一張「新厝」照片給我，讓我分享他的成就和喜悅。當我看到照片裡新舊參差的樓房，在不協調中散發著一股堅毅和辛酸，禁不住眼眶泛紅的告訴自己：「父親您辛苦了，兒子不知能為您做些什麼？只能在可預見的未來要做得比您好，讓我好好孝順您，讓您享受美好安逸的晚年。」

民國七十二年，我已自軍中退役二年，娶妻生子，實現照顧父母的責任。那年父親在一次碼頭搬運的工作中，不慎被堆高機夾斷小腿，嚴重的開放性骨折，經急救後住院治療，母親與我日夜輪番照顧。三個月之後復原了，父親仍一如往昔，白天上工，早晚下田，絲毫沒有給自己身體喘息的機會。要他少種作物，他說不能讓田地荒蕪，否則無法向祖先交代，就這樣蠟燭兩頭燒，有限的生命，不知不覺一點一滴的流失了。直到七十五年的十月，父親感覺身體不適，腹部常有遽痛，精神疲憊不堪，我用手壓壓他遽痛的地方，發現一處硬塊，一時驚覺到問題嚴重，立即送他到花崗石醫院診斷，入院後醫師告訴我，最好轉院到台灣做進一步檢查。十一月由母親陪同轉送台北榮總，住院檢查後確定罹患肝腫瘤，兩星期後返家休養，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他老人家一天天的消瘦，腹水肌黃，以至臥榻不起，撒手長辭。

人生一世，勞碌者恆是勞碌，享樂者恆是享樂，像父親這樣的一個人是標準的勞碌命，在世時受苦，說他英年早逝是一種「解脫」，不就是佛云「苦海無涯」、「早登極樂」嗎！我以如是觀之，來平撫自己和週遭親人的哀傷。父親走了，見角落裡的竹簍上斗大的兩個紅字「和合」，是父親惟一留下能寫好的字，父親未曾上學，他老人家這一生中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真正能理解的字就只有這兩個字，所以在他使用過的農漁工具中，都會用紅漆寫上「和合」作記號，「和」代表和諧團結，「合」則代表合作圓滿，兩個字一起用閩南語念，就是「團結、圓滿」的意思，又好寫又好記。在我看來，這是他老人家人生在世的一種記號，也是對自己和後代子孫的一種期許，只可惜我未能將他老人家的人生記號和心誌，銘刻於墓碑之上，以流傳後代子孫憑弔和追思。

父親有著不違反自然法則的耿直性格，就像他一生當中與花生相互依存的關係；他心存勤儉起家、奮發向上的人生觀，也表現在花了十二年心血建造完成的樓房上。二十年過去了，父親在世的一切行事思維和處世為人，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裡，不時翻轉迴盪的提醒著我，不敢稍有遺忘，我也不只一次的把父親生命裡的樓房和花生，鉅細靡遺的述說給他的孫輩們聽，把它當做家業庭訓，傳承給後輩子孫們思勉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