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焜熿《金門志》記載先賢邱葵事，謂「元遣御史馬伯庸來徵，託種圃自匿；已而率達魯花赤賚幣至家，力辭，有卻聘述詩一首。」然而，〈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一詩真是邱葵作的嗎？昔日讀「卻聘詩」時，心中的確有些疑問，乃至今懸而未解，頗以為憾。於是發憤寫此文。　　

但因關於邱葵（或寫作「丘葵」），我所知不多，而且家中也僅有1970年金門文獻委員會所出版的林策勳抄本《釣磯詩集》一冊而已；連2003年台灣古籍出版社的《釣磯詩集譯注》、2007年「金門古書新譯叢書系列」的《釣磯詩集譯注》，都還沒有買來閱讀，更遑論搜遺訪佚，或一者見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之清抄本《丘釣磯集》或現藏南京圖書館清道光二十六年汲古書室刻本。

而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釣磯詩集》五卷，已見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之內；復收入於北京市線裝書局所出之宋代珍本叢內。惜個人限於時間因素，尚未能至圖書館查閱影鈔耳。蓋因知金門古書除《釣磯詩集》外，他如《島居隨錄》、《清白堂稿》十七卷本等多種舊籍，其尚存於天壤間者亦不少，頗欲擇一大段閒暇時間，一鼓作氣，對現存之金門故書，作一系統性的考查。然自思過去雖曾竭力倡說之，今則身在公門，職卑位微，亦非有何學術資源、或相關公部門之挹注，則此念猶不免如夢寐耳；也許只能期待於遙遠的將來，或者退休以後了。　　

如上所陳，余於邱葵著述，讀書尚未遍，也就根本談不上研究了！既是如此，則本文也只能在「好讀書，家貧不能常得、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提出自己所想到而別人未必注意的一些小問題，以及平日讀書時所見到的一點材料罷了。然所謂「人棄我取」，愚夫千慮，或有一得，但願地區對邱葵素有研究的專家學者，也可以解答我所提出的疑惑。

（壹）關於邱葵的生平、著作

　 邱葵的生平事蹟，散見於地方舊志，今不擬贅述。而其著作雖不少，但流傳至今者，僅有不同版本的《釣磯詩集》、《周禮補亡》（或名《周禮全書》）及今人所搜集佚文數篇而已。

其書不存的緣故，多以為被元人取去，而清李清馥（李光地之孫）寫於乾隆十四年及其後之《閩中理學淵源考》，則謂元時倭寇至其宅，取書而去。

台灣古籍出版社在《釣磯詩集校釋》的介紹文中寫道：「《釣磯詩集》，乃宋末元初福建同安小嶝嶼邱葵的詩集。邱葵少受『考亭學風』影響，志於紫陽之學。為諸生時，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後親炙呂大奎、洪天錫之門。在師友相長之下，學識日有增進，風度愈加凝然，人稱若『振鷺立鶴』，卓而不群。後宋亡，絕意不出，其〈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一詩，風骨凜然，令人動容。………此一《釣磯詩集》幾經鈔刻，計有『林霍藏本』、『施氏刊本』、『獨樂軒本』、『林國華五卷刊本』、『陸心源四卷藏本』、『邱伯貞刊本』、『林策勳鈔本』等，均為近代著名學者、藏書家所為，可以想見此部詩稿，必有可觀之處，值得與讀者分享。」以上大抵可覘邱葵之生平及《釣磯詩集》傳鈔刻印之梗概。這裡，不能不提羅元信發表於2002年歲杪至2003年歲初金門日報副刊的〈金門藝文訪佚〉，此文對邱葵的事蹟、遺文、《釣磯詩集》版本來龍去脈之挖掘與爬疏，其功匪淺。

邱葵是一位理學家，余讀《宋元學案》卷四十七〈艾軒學案〉、卷六十八〈北溪學案〉，皆提及邱葵（原書作「丘葵，字吉甫，同安人。」），並謂其有弟子「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丘吉甫學」。（以上詳《宋元學案》，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台一版，頁一四八七及頁二二四○—二二四三）

呂椿其人，案林焜熿《金門志》卷九「邱葵傳」中記載：邱葵晚年一意著書，「卒年九十，配享朱子祠，又祀鄉賢。門人呂椿，克紹其學。」鄉先輩洪乾祐先生《金門話研究．邱葵》引作「門人呂椿克，紹其學」，疑誤也。

又關於邱葵先生的生卒年，也有不同的說法，

（１）金門文獻委員會編印之《金門先賢錄》第一輯「高風節亮的丘葵」，謂其「生於宋理宗淳祐三年（1242），卒於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年）。」

（２）洪乾祐先生《金門話研究．邱葵》謂其生卒年為公元1242至1333年。

案《釣磯詩集》〈周禮補亡序〉，邱葵自記「甲子歲冬十一月朔，後學清源釣磯邱葵吉甫書，時年八十有一。」以此為準，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歲，當公元1324年，若依中國傳統習俗紀歲之法逆推，邱葵當生於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其年九十，當卒於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林霍（字子濩）〈釣磯詩集序〉云：「先生之遭易代，年方三十有六」，元世祖十六年（1379），南宋亡，其年邱葵三十六歲，正與前述生卒年相符。邱葵之生卒年，姑暫以此為準，非必謂吾說可信，殆亦以為續陳下文之便耳。

（貳）邱葵《周禮補亡》及「聖朝」

　 復次，談到邱葵的《周禮補亡》六卷。案此書現收入台南縣莊嚴文化出版社所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禮類》之中，乃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四年錢俊民刻本影印。所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也就是說，在清朝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這本書的價值並不被肯定，所以只是存其書目，而不列入《四庫全書》之中。

《周禮補亡》沒被列入四庫的理由，洪乾祐先生在《金門話研究．邱葵》中已有所闡明，並認為我們當以「《四庫提要》之說為準」。

案《四庫提要．經部總敘．禮類敘》：「古稱議禮如聚訟。………所辯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而已，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這裡，不妨就張舜徽先生《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頁一九—二一）的意見，簡單作一綜合說明如下：《周禮》又稱《周官》，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此書六國時已有之，其書於漢武帝時，有姓李者得之，上於河間獻王劉德，但少了〈冬官〉一篇，所以劉德用〈考工記〉補為〈冬官〉。但從宋代俞庭椿撰《周禮復古編》開始，便認為〈冬官〉一篇其實沒有亡佚，而是錯簡、分散在其餘的「五官」之中，這樣，自然要從其他的「五官」中，「割裂顛倒，以足甚其數，遂開說《周禮》者補亡一派。於是宋王與之撰《周禮訂義》、元邱葵撰《周禮補亡》，………皆承其說。………蓋自宋以來，理董《周禮》者，始言恢復古本，繼乃刪汰原文，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故《四庫提要敘》斥之為妄也。」

《周禮補亡》的價值如何，不擬討論，只是從上面的記載，大概可以瞭解邱葵《周禮補亡》的學術淵源。

另有一個小問題，上引張舜徽行文用「元邱葵」，邱葵生於宋卒於元，或稱為之宋人；但顯然清代時官方也認為他是元朝人，因此，在《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四書類敘》中便又提到：《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為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元邱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為一經。」（張舜徽前揭書，頁三二—三三。）

所謂「稱聖朝以六經取士」，當然是指元仁宗延祐時復科舉，所試科目六經，乃五經加上《四書》一經。元朝的科舉考試制度，詳見《元史．選舉志》，但欲究明《四書》何以列為考試科目，後來又何以凌駕於五經之上，建請讀者自行參考錢曉徵《廿二史考異》卷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六年初版二刷，頁一四五四—一四五五），其論精審無比，以非本文重點，不擬贅述。

此處所欲論者，則是「聖朝」兩字，蓋頗有玄機也。因一般咸認邱葵是宋朝的遺民，試想，作為宋遺民，邱葵豈能甘心稱元朝為「聖朝」？若非有所根據，則《四庫全書》的編纂者乃橫加「聖朝」兩字於宋遺民邱葵之身，難道未覺不妥？

且先讀今本邱葵《釣磯詩集》附載之〈周禮全書序〉，文曰：「今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乃以〈冬官〉之缺，為不全書耶？」又〈周禮全書序〉一文，亦見載於《宋元學案》中，題為〈周禮補亡自序〉，文句略有參差，且於「區區之願」後，仍有一大段，可參觀；但仍不見「聖朝」兩字，而只云「今制以六經取士。」（自序文詳《宋元學案》，頁二二四一—二二四二。）

但是，有點不妙，這「聖朝」兩字，卻出現於羅元信〈金門藝文訪佚〉所錄邱葵遺文〈芝山劉氏書塾記〉 中：「延祐元年甲寅（1314），聖天子（元仁宗）以新科取士，罷黜詩賦，崇尚經學。………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則上不負聖朝崇儒尊經之意，下有以慰父兄之望，此則西橋翁之心也。延祐丙辰(元祐三年，1316)十一月至日釣磯丘吉甫筆記。」若果此文為真，則這裡出現的「聖天子」、「聖朝」字句，吾人雖可以用極寬容的心來理解它，但總也不免讓人感到可惜，甚或扼腕嘆息久之，乃致於對「卻聘詩」是否真出於邱葵之手？或其詩中的真情味為何如？都不得不有所疑問了。

懷疑歸懷疑，脫空說經，古人所忌，姑暫且存疑以備考可也。所以，這裡只能簡略地說，在這粗分為有「聖朝」和沒有「聖朝」的兩個傳述系統中，其中是大有不同的意味在的。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呢？惜余觀書未遍，實不敢亦未能深論之也。

（參）「卻聘詩」作者的問題

　 接著，回到「卻聘詩」這一課題來。「卻聘詩」是簡稱，依《釣磯詩集》，詩題為〈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關於這首詩的問題，不外是其作者為誰？或謂邱葵所作，或謂楊維楨所作，然若謂為邱葵所作，其所作年代為何？是否可考？

朱子嘗說讀書當如「老吏斷獄」，以「卻聘詩」的作者問題來看，當事之兩造為邱葵、楊維楨二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認為「卻聘詩」為楊維楨所作，於是乃有盧若騰、林霍師徒等人極力為邱葵辯護，爭取著作所有權。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晉陵蔣氏刊本，刊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5），卷七十七載楊維楨事：「洪武初，聖祖將召楊維楨用之，令近臣促入京師，維禎托疾固辭，作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台。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栽。』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

事出必有因，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山陰人。《明史．藝文列傳》有傳，「洪武二年（1369），太祖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翰林詹同奉幣詣門，維楨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一章進禦，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敘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冑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之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楊維楨詩名擅於時，號鐵崖體，古樂府尤號名家。著有《春秋合題著說》、《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麗則遺音》等。楊維楨是元朝進士，曾著「《正統辯》千餘言，總裁官歐陽元功讀且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以當時的君臣大義來說，楊維楨不買朱元璋的帳，也不肯作明朝的官，乃事理之所必然，所以宋濂稱他「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因此，說他有類似「卻聘詩」這種不入新朝的心態，絕對是沒有疑義的。但這當然不足以證成《堯山堂外紀》所記必為真。於是乃有盧若騰、林霍之辯。

然而，盧若騰、林霍師徒要拿什麼證據、證詞來為邱葵提起抗告呢？綜合來看，下列四篇文章即是主要的證詞：一為盧若騰寫於永歷庚子（清順治十七年，1660）的〈釣磯詩集序〉，二為林霍寫於盧若騰歿（1664）後的〈釣磯詩集序〉，三為林霍根據張日益萬歷四十（1612）年壬子所寫，並於六十一年（1672）後壬子歲刪定的〈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四為林霍寫於「卻聘詩」後的一段論述。這四篇文章，當然都是為了證明「卻聘詩」為邱葵所作，而所提的證據如何？茲先臚列相關材料，再做陳述：

（１）張日益〈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而先生之裔朝準君，出所藏先生之詩一編讀之。先生之洞天人，………『辭元聘』諸章，能令壯氣?髮，亦可感泣沾襟。」（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徵士丘釣磯先生學派」附載此文，但並沒有「『辭元聘』諸章」這一大段。）

（２）盧若騰〈釣磯詩集序〉：「吾邑邱釣磯先生，………《八閩通志》，齒之〈儒林傳〉中。………先生草茅士耳，抗節不屈，『辭聘』一詩，春秋大義凜然，終身以不洗腥穢為恨。………《周禮補亡》余曾見梓本，詩集則惟其家有寫本，林子濩吾邑志節士也，借得之，喜而示余讀之。………近世小說家（案：指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有移先生辭聘詩為楊廉夫辭我聖祖之詩者，子濩辯之甚詳，議論痛快，故當與先生詩並垂不朽云。」

（３）林霍〈釣磯詩集序〉「邱吉甫先生詩，………未聞有搜生先遺集梓而傳之。先生之遭易代，年方三十有六，至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之詩，次在〈八十有四吟〉之下，可謂久幽不改其操矣。………吾師盧公於是集，苦多亥豕，稍為訂正，擬俟時平梓行，而竟騎箕尾歸天上，不知此事當屬何人也。噫！」

（４）林霍於〈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嬾下讀書臺。張良本為韓仇出，黃石特因漢祚來。太守枉勞階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床頭一卷春秋筆，斧鉞胸中獨自裁。」有述云：「偶閱《堯山堂外紀》（以下錄「卻聘詩」，茲從省）………按，此詩乃吾鄉邱吉甫先生「卻聘」作也。頷聯字有不同耳。不知《外紀》何從得此。考〈楊維楨傳〉，大明革命，召諸儒修禮樂書，洪武三年，至京師，有疾請歸，終非不出者。乃敢有秦嬰等語，比擬不倫耶。吉甫先生一詩，斧鉞風霜，載在郡邑舊志，同安故老皆能誦之。且其遺集卓然在也。楊維楨前常出仕矣，吉甫先生故宋秀才也，是不可無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