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面幾個段落，不妨提出幾個問題來供讀者參考、討論：

（一）《釣磯詩集》原本只有家傳的寫本，首先看到《釣磯詩集》遺文的是張日益，後來林霍「借得之」，拿給老師盧若騰看，盧若騰作了文字校訂，準備日後付梓，但沒完成願望就病歿了。也就是說，清朝以後，才有《釣磯詩集》刊刻之事，而其來源不外是邱葵的家傳寫本和林霍編訂的抄本。屬於林霍系統的刊本，對於判斷「卻聘詩」是否邱葵原作，並無太大的意義，暫可毋論。重要的是，關鍵人物林霍的說法是否可信？而從史料審查的標準來看，張日益之說乃出自林霍，盧若騰之說，亦源自於林霍，因此，林霍所提的證據，乃不免成為史學考證上所說的「孤證」，這當然是危險的。也就是說，孤證不立，除了林霍的說法之外，尚須找到不同來源的證據，才能真正證明《釣磯詩集》的寫本中，本來就有這一首「卻聘詩」。否則，人們也可以質問：林霍是不是因為讀了《堯山堂外紀》，加以竄改，而有意偽造出邱葵寫「卻聘詩」的情事呢？

（二）盧若騰說《八閩通志》有邱葵的傳，但是否有記載關於「卻聘詩」的事呢？我想，這應該要先去查一下明刊本的《八閩通志》。而林霍說「卻聘詩」已經「載在郡邑舊志，同安故老皆能誦之。」因此，對所謂「郡邑舊志」加以查證也是必須的。查證這些舊志，如果查到在《堯山堂外紀》以前，確實有這樣的記錄，那麼，我們才可以說：《堯山堂外紀》的史源可能來自於福建的郡邑舊志。

（三）按理，不管是盧若騰或林霍，如果他們要駁倒《堯山堂外紀》的說法，最佳的手段，依序是去證明楊維楨的著作中沒有這首詩，而我們福建的郡邑舊志早就有這首詩的相關記載，而且比《堯山堂外紀》刊出的年代早，如果確實是這樣，那麼，「卻聘詩」乃邱葵所作的情事，就不必再辯了。但使我驚怪的是，盧、林兩人並沒有從楊維楨的著作去著手，如果楊維楨的著作中沒有這首詩，那麼，郡邑舊志的記載，如果其時代晚於楊維楨，那又能說明什麼呢？所以，我的看法是，解決誰是「卻聘詩」作者的問題，是去追縱查考：邱葵作「卻聘詩」的最早記載為何？楊維楨作「卻聘詩」的最早記載為何？楊維楨的著作中有沒有這首「卻聘詩」？如果有，那它成書付印的年代為何？如果原本沒有，那麼，此詩因《堯山堂外紀》有此一筆而竄入的說法，才有其可能性。

以上三點，只表示我對於將「卻聘詩」未經查考就判給邱葵這一說法，提出一點質疑。質疑只是我「不肯輕信」的態度，重要的是希望有人能給我更明確的答案。

復次，談到林霍對「卻聘詩」文字的詮釋，並由此而否認楊維楨是此詩作者的問題。我認為，林霍是站在明朝人的立場，去解說元朝人立場的楊維楨，自然到處是格格不入。因此，這種用粗率的文字解釋去證明「卻聘詩」作者的歸屬，並不是一個高級的、合乎正軌的史學方法。何況，「卻聘詩」本身就有許多文字上的參差，十人有十人之是非，林霍解詩之法，恐亦不免一個「固」字之譏也。

就拿阮文﹝旻﹞錫《夕陽寮稿》的意見來說，他因受到盧、林的影響，也還是主張「詩係吾鄉邱釣磯作，見本集；題云：〈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幣不出有述〉。至今海邊童叟咸能誦之，其相傳久矣。………夫一首之詩甚微，而所關人品則甚重；余故不可以不辨。此詩為鐵崖所久假，已經五百年；今釣磯之集出，而趙璧復完。則詩之隨時為顯晦，其亦有數哉！予固不禁為之歡然而破涕也。」

但是，純就文字而言，阮氏並沒有否認這首詩不符楊維楨的身分：「蓋邱釣磯為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楊鐵崖為元進士，不受明太祖之職。其志節大抵相類，故遂以“卻聘詩”冒入《鐵崖集》中。鐵崖詩名滿東南；而釣磯僻居孤嶼，詩集不傳，人多口誦，遂致字句略有不同耳。今悉註之以備覽………其大略如此。」（阮文見林焜熿《金門志》卷十六〈舊事志〉，頁四一二～四一三）

從阮氏的說法來看，我認為在詩的文字上頭作文章，恐怕是難以服人之心的，所以，相關的文字問題，也不必作深論了。

（肆）御史馬伯庸的線索

關於「卻聘詩」作者的考查，難道就只有上面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和方向嗎？從盧若騰、林霍、到阮旻錫等人，他們都對「卻聘詩」作者問題說了不少話了，但奇怪的是，對於「卻聘詩」〈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的另一個主角人物馬伯庸，他們都不曾加以關注似的，彷彿其人只是個空氣般的人物，無關緊要，而這種論述方式難道不是「對塔說相輪」而未「直入塔中」嗎？

學海無涯，我不知道盧若騰、林霍、阮旻錫諸先輩，是否有認真考查過馬伯庸其人其事，也不知道當今研究「卻聘詩」者，是否有從馬伯庸其人其事著手，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但無論如何，從一個受過史學訓練的人來看，我會馬上想到一些問題：馬伯庸是誰？他到過閩南嗎？什麼時候去的？材料和證據在哪裡呢？為了避免文章太長大囉嗦，以下就長話短說，略作爬梳而已。

（一）馬伯庸（1279~1338）其人，乃元時文壇領袖之一，清翁方綱《石洲詩話》論及其詩者，即有十數條，蓋非一沒沒無聞之人也。其事蹟則備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馬祖常傳〉：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淨州天山。………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元統元年(1333)，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至元四年卒(1338)，年六十。………

祖常工於文章，宏瞻而精賅，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文宗嘗駐驆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二）昔日吾友盧禮宇先生曾送我武漢大學《四庫全書》光碟版乙套，雖無文字檢索，但153片CD作為翻檢備查之用，仍稱便利，故我所用文淵閣《四庫全書》，即以此版為準。檢《四庫全書》，馬伯庸的詩文集《石田集》十五卷，赫然在焉。《石田集提要》頁二：「延祐以後為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數人為之巨擘。」又據頁五陳旅〈序〉，延祐中，祖常因事入閩。

（三）馬伯庸至閩，所為何來？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錄宋本（字誠夫）〈舶上謠〉十首，其自註云：「送伯庸以蕃貨事奉使閩淛」；又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三一〈鄭氏毛詩序〉云：「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于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按以上兩條材料，見於曹永和院士《中國海洋史論集》〈明洪武期的中琉關係〉一文中，惜乎曹院士似未宜接翻檢馬伯庸之《石田集》，由此可略窺學海之浩瀚，治史之不易耳。

泉州為元時海外貿易之最大港口，仁宗延祐元年曾開下蕃市舶之禁，延祐七年又罷市舶司，故馬伯庸於延祐年間（1314~1320）曾至泉南「閱海貨」乃是不移之事實。

（四）再回到舊說馬伯庸或薦或訪邱葵的年代，據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徵士丘釣磯先生學派」謂：「元世祖聞其名，遣御史馬伯庸與達嚕噶齊奉幣徵聘不出，賦詩見志。………卻聘時當七十餘歲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三，頁二十～二一）

按：元世祖死時（1294），馬伯庸不過十六歲，元世祖遣馬伯庸之說，簡直不可思議，其毋庸多論亦明矣。唯馬伯庸至泉南為延祐年間，是時邱葵當七十一至七十七歲之間，謂「卻聘時當七十餘歲矣」，則較合符。但此亦非謂李清馥之說即可成立耳！

再者，依林霍〈釣磯詩集序〉之見，彼謂「至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之詩，次在〈八十有四吟〉之下，可謂久幽不改其操矣。」蓋林霍乃以為馬伯庸來徵聘時，邱葵已至少是八十四歲了，即以八十四歲計，則其年當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然則，泰定四年，馬伯庸可有在泉南的縱跡？

以上諸點，都是從馬伯庸入手，來判斷邱葵作「卻聘詩」是否可能的幾個疑問之所在。馬伯庸去了泉南幾次？各在什麼時候呢？而粗略翻閱《石田集》，其中與徵士酬答相贈的詩，亦屢屢見之，卻是盼不到邱葵的名字。遂不免想到：兩人真的曾經有過交會嗎？還是會過了，但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呢？或究竟是馬伯庸不識貨，根本不把邱葵看在眼裡？還是被大義凜然的邱葵拒絕了，竟惱羞成怒，連邱葵的名字一提也不提？以致於七百年後，在別人以為理所當然是邱葵寫了「卻聘詩」時，在我卻仍覺得「滿天疑雲」，哎，誰來為我撥雲見日、剖析這一段公案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