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難，讀古人書更難，讀金門的古書則又難上加難。因為很多材料，譬如說作者詩文中提及的親戚、朋友，往往只存其名號，至於其人其事，或不見經傳，根本就難以詳考，這情形正是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許多時候，注書者遇到這種「文獻無徵」的情況，也只能束手無策，無從贊一詞了。但是，話說回來，自然也會有一些情況，則是因為注書者的功力還沒有到家，以至於將一些「可考」的問題，輕易就放過了，而以「不考」來結束。這樣子的情形，看在我所敬慕的大學問家——像陳垣（援菴）、余嘉錫（季豫）等老輩學人的眼裡，我想，他們是不肯輕易放過的。

學問的境界，有高、有低，著述的重點在品質良窳而不在數量多寡。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陳援菴、余季豫兩位老輩，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理由是因為他們都曾讀過邱葵的《釣磯詩集》。這一個事實，讓我既欣喜，又悲哀；欣喜的是什麼？悲哀的又是什麼，我想，這裡就不必多談了。

言歸正傳，最近讀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讀罷其中關於《心泉學詩稿》一書的考證（詳氏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初版二刷，頁1253~1262），方知夏蟲不可語於寒冰，而對於老輩做學問的博大精深，只有傾倒、嘆服。而余季豫先生文中所提及邱葵與蒲心泉相互以詩贈答的若干材料，又不知今世注譯《釣磯詩集》的專家學者們，是否有加以利用、參考？因此，不揣譾陋，就把余季豫先生有關邱葵的論述，稍作整理、補充，簡要地將重點寫出來，以避煩瑣之譏。

回到邱葵與蒲心泉這個題目，在邱葵《釣磯詩集》中有四首詩是為蒲心泉而寫的：一為〈和心泉『問柳』〉；二為〈題心泉所贈李白畫像〉；三、四則為一題兩首的〈輓心泉蒲處士〉。四首詩今俱見於詩集，茲不具錄。

邱詩第二首有句：「後身定是青霞老，何日分騎鯨背遊。」第四首有句：「欲持雞絮列墳前，俗了青霞頂上仙。」則蒲心泉其人乃自以為是學仙之李太白可知。又從第三、四首詩的詩題，可知蒲心泉乃是處士，則其人固未嘗仕於元也亦明。

元朝時代的蒲心泉是一個處士，然而，他絕非默默無聞之輩，因為《四庫全書》就收錄了他的詩集《心泉學詩稿》。檢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心泉學詩稿》，卷一頁十三便有〈寄丘釣磯〉一首，茲先錄如下：「高丘遠望海，秋思窮渺瀰。苦吟有鬼泣，直釣無人知。有時捲龜殼，箕踞食蛤蜊。落日明雲霞，狂風舞蛟螭。全生帶笭箵，聱叟漫奚為。一笑橫大江，列岫浮修眉。畫圖障我目，隔此天一涯。欲攜我蓑笠，風雨從所之。漁僮緩壴皮枻，驚我白鷺鶿。我欲從伊人，薄酒分一卮。」

從邱葵與浦心泉的酬唱贈答，可推想他們有一段交誼。但本文不談詩，只論史。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這位使邱葵為他生前死後寫了四首詩的蒲心泉處士，究竟是何方神聖呢？在宋、元易代之後，有一個這樣的處士朋友，似乎和邱葵的身份，及其以宋遺民自居的志節懷抱不是頗為相契嗎？

難而，細讀史冊，卻又不然。問題出在蒲心泉這個人，因為蒲心泉不是別人，他就是蒲壽宬（「宬」字在不同的史志、文獻中有不同的寫法，此處依余季豫先生說，作「宬」是）。然而，蒲壽宬又是誰呢？蒲壽宬就是宋朝末年時任「提舉泉州市舶司」的蒲壽庚之哥哥。蒲壽庚又是誰呢？

長話短說，只提與邱葵相關的事件。第一：蒲壽庚在南宋末年，等於據有泉州，臨安破後，張世傑、陸秀夫帶著益王和衛王——即後世所稱的帝 、帝昺，想要進入泉州，蒲壽庚卻距城不納，並且最後叛歸元世祖，於是導致後來陸秀夫負帝昺投海，南宋也隨之滅亡等種種情事。所以余嘉錫先生說：「蓋二王不能駐蹕於閩，始狼狽入粵，至於無地可居，不得以舟為家，自趨於絕地，以此卒亡於崖山，實由壽庚之叛變有以致之。」對宋朝來說，蒲壽庚是個「叛國賊」，這個定位是無法翻案的，所以，連金庸的《鹿鼎記》裡都帶上一筆：「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這個「蒲」就是指蒲壽庚，只是小說裡說他是漢人，其實蒲壽庚可能是「西域人」或大食人，而絕非漢人。

至於蒲壽庚的第二條罪名呢，那和邱葵就更有切身關係了。因為蒲壽庚正是殺害邱葵老師呂大圭（樸鄉）的凶手。《宋元學案》卷六十八：「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官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

看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以上所陳，無非都是蒲壽庚幹的壞事，為何要牽扯到他的哥哥蒲壽宬和邱葵呢？的確，如果蒲壽庚的所作所為都只是他個人的行為，我們確實不必為邱葵和蒲壽宬的交誼而感到任何遺憾。畢竟冤有頭，債有主，親兄弟，明算帳，怎能將弟弟蒲壽庚的壞帳，責成哥哥蒲壽宬來償還呢？

可是，困難在這裡，問題也是在這裡：在蒲壽庚整個叛宋、降元、殺戮無辜的過程中，許多記載都提到了蒲壽宬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蒲壽宬既無法置身事外、更難以逍遙於歷史的法庭之外。

蒲壽宬的罪狀簡單說，就是幫他的弟弟獻策，也就是整個叛變的幕後策動者。綜合《八閩通志》與《閩書》等書的記載：蒲壽庚叛宋、迎降等情事，其實都是蒲壽宬在暗中一手策劃的，並且，蒲壽宬心機很深，他在決策、部署都完成了之後，又將自己偽裝成一個事不關己的閒雲野鶴，以處士自居，退隱到法石山上。但是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投降元朝的蒲壽庚後來「如願以償」獵得了高官大位，而「壽宬亦居甲第。一日，二書生踵門獻詩，有『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之句，壽宬惶汗失措，追之不復見………。」

以上關於蒲壽宬在幕後當「恬然無恥賣宋降元基金會」執行長的情事，還有許多不同的記載，其細節俱可參考余季豫先生之大著，不再贅述。總之，蒲壽宬被視為一個叛宋者，並非空穴來風，所以顧炎武的《日知錄．禁錮姦臣子孫》、全祖望的《鮚埼亭外集．題蒲壽宬詩》，都對蒲壽宬其人感到不齒，而予以嚴厲的譴責。顧炎武更是有感而發地說道：「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彰，則無逃於三叛之筆。」

顧亭林先生的論斷，讓我們看到了當時許多「偽君子」的真面目，這是很可痛心而又無時無地無之的無奈。然而，歷史的法庭總是要給正反雙方有足夠申述、辯證的空間，才當得起客觀、公正之名。所以，為蒲壽宬鳴其不平的也有。像是嚴耕望筆下民國四大史家之一的陳援菴先生，他在《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中，就曾試圖為這個華化的「西域人」蒲壽宬來翻案。

勵耘書屋主人陳援菴先生的史學著作，剔除掉晚年那一大段，著實讓我佩服，尤其是淵博的目錄學知識，更成為他治學的一大利器。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印證：一個讀書不博的人，是很難成為一個史學家的。而他用來為蒲壽宬翻案的證據，正是上述邱葵寫給蒲壽宬（心泉）的那四首詩。援老的意思是說：蒲壽宬始終不仕元朝，一個對「新朝」都無所求的人，說他會去做「舊朝」的叛臣，那他的動機又似乎是難以想像的！況且「葵對壽宬始終無異辭」，如果蒲壽宬真的幹了那些壞事，為什麼邱葵筆下還一直稱道他呢？

余嘉錫先生對於老朋友陳援菴的論點，尤其是拿邱葵的詩當作證據，認為這的確是「言人所未言」。但是余嘉錫先生也並不敢完全苟同援老的論點。余嘉錫先生細心地檢視《心泉學詩稿》的詩章和相關的記載，認為做過過宋朝官員的蒲壽宬，他詩裡面所呈現出來的意態，對於宋朝的滅亡，壓根就沒有一絲一毫所謂的興亡之感；他的不仕元朝，則是因為家裡早就因為經營海外貿易而發了大財，錢多得很，本不需靠作官來發財，說穿了，不仕元朝，只是自鳴其高、「矯激沽名」罷了。

但是，如果說蒲壽宬真幹了那些壞事，按理，邱葵應該會對間接造成他老師被殺的情事，耿耿於懷，並基於春秋大義，與蒲壽宬斷交才是；可是邱葵卻沒有如此激烈的反應，反而繼續維持與蒲壽宬的交誼，這又當如何解釋呢？

余嘉錫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說：「至於丘葵不以其師之死讎壽宬，又從而贊美之，則葵或者不知其為壽庚之謀主，即令知之，而呂大圭之死，或非壽宬所與聞，觀於〈郊行有感〉（案：指壽宬之作品）之結句可見。葵以與壽宬交誼素厚，推兄弟不相及之義而曲諒之耳，不然，僅據葵泛然念舊之詞，遂謂明人之記載皆失實，吾終以為未安也。」

知人論世，何其不易！本文不敢作任何結論，只想簡單地提出關於蒲心泉這個人的某些行為，以及後世對他是否獻策、叛宋、降元等情事，所陳述的不同意見和評價。並且，也根據這些不同的材料，作為我們重新認識和理解邱葵其人其詩的一個參考。當然，最重要的是，提供箋注邱葵《釣磯詩集》的專家學者們，一個不能不試圖去解決的問題：究竟蒲壽宬其人有沒有出賣宋朝？如果蒲壽宬沒幹出什麼壞事，邱葵的行誼應該是不容懷疑的；但如果蒲壽宬有出賣宋朝之實、或者當時的遺民俱如余嘉錫先生所說，大都相信蒲壽宬是賣國賊，那麼，在這樣的的情境下，邱葵又是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去處理他與蒲壽宬之間的交誼呢？而身為現代人的我們，又該如何去面對、去處理浯鄉「理學名賢」邱葵與蒲壽宬之間的關係呢？筆者不敏，但願於邱葵素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們，可以早日解答我們的疑惑與不安，是所至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