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抗拒清人征服統治的歷史中，曾有不少出身金門的人士在南明的陣營中出過力，隨後或伴同王朝的終結含恨而卒、或成了隱逸不仕的遺民；而也有人在大勢不可挽的情形下投向新朝，處於夾縫中轉換了身分。天下底定之後，這些古人有的能在史籍中留下諸多可以追考的事蹟，但湮沒失名者諒亦不鮮。歷史，總是對帝王將相不憚於連篇累牘。至於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草芥小民或伏處下僚者，身經流離屠戮、饑饉貧病等諸般苦楚後，幾乎都是無聲無息地在「歷史的洪流」中消失，連水泡兒也沒見冒一個上來──能為自己寫下生命的記錄、而又能僥倖流傳至後世者，不僅罕見，更是彌足珍貴的、「由下往上」的視野所寫的歷史。

民國九十四年出版的「金門宗族文化」第二期中，刊載了明末清初時金門後山人陳熙憲所撰「明朝陳四明紀年」（以下簡稱「紀年」。此文由王先正老師註解、陳怡情先生作「背景說明」）；這份年譜，便是如此一件歷經兵燹劫難後存留天壤間的遺物。撰寫者陳熙憲（字堯度，「四明」為其號。以下筆者亦從陳怡情先生之文，以「陳四明」稱之。），身處明清之交，在貧寒中由吏員作起，雖知書負才、力圖向上，怎奈運命撥弄，順少逆多；不僅眼見妻子、侍婦，與兒子們亡故，甚且自身也數遭「死中復生」之厄。其前半生雖得遇鄭鴻逵，投清後有施琅、馬化麟等提攜見用，但終不得顯達遂志，直到年逾花甲還一度流寓外鄉，為全家生計發愁。這般有若轉蓬飄零的一生，是足以衍成傳奇的故事；但若非他自己執筆，今人又能緣何得悉？

陳四明的生平行實，在「金門縣志」中未有記載，其他志書更遑論矣。雖然陳四明所記同時代的聞人如鄭鴻逵之行事、與其身歷戰役等等，可與其他史籍對映，但他自己的一生行誼，除了「紀年」中曾自述者，卻是相當缺乏其他載記可供參照。關於這方面，筆者近日蒐集到一些文獻，或可由其他角度來為陳四明的「紀年」略作補充。

在陳四明的生涯中，前半生提拔過他的鄭鴻逵（「紀年」中尊稱其「定公」，因鄭曾獲封「定國公」故也。），是鄭成功的叔叔、鄭芝龍之三弟。在陳四明「紀年」之三十三歲部分有提到，鄭鴻逵頗有文采，「精詩賦，尤工草聖，著有數馬樓文集行於世」。陳四明所提及的「數馬樓文集」，筆者未能發現，但鄭鴻逵的另一部詩作「及春堂集」，現已收入二零零四年大陸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合作刊行之「臺灣文獻匯刊」第一輯第四冊。此「及春堂集」分為初集、二集兩卷，筆者於初集之中檢得四首「疑似」鄭鴻逵為陳四明而賦詩作，茲於下介紹。但在抄出此數首詩之前，筆者當先對鄭鴻逵本人及其詩集所收作品的時序稍作介紹，以作為對詩篇背景之理解基礎。

按：鄭鴻逵，字榮羽，號聖儀。幼年即聰慧，過目成誦，喜文藝亦善論兵說劍，可謂文武俱通。鄭鴻逵早年曾為盜，是鄭芝龍所領導的「十八芝」之一。崇禎元年鄭芝龍接受招撫後，鄭鴻逵為尋求正途出身，於崇禎三年參加武舉考試並中式；最初他擔任天津巡撫鄭宗周之部將，繼而轉隸都督孫應龍麾下。崇禎五年明將孔有德叛變攻打山東登州、萊陽之役中，孫應龍戰敗，鄭鴻逵因而被牽累逮繫天津，但其後未遭咎譴便獲釋放。據「賜姓始末」等書的記載，在出獄後鄭鴻逵還曾一度前往山西，於時任大同巡撫之張廷拱手下供事，惟確實起迄期間不詳。至於之後由崇禎九年夏季至十二年五月中旬這一段，依「及春堂初集」中的各詩詩題來看，鄭鴻逵是回到福建（在「及春堂集」初集書首之黃慶華序文中，稱這段期間鄭鴻逵係「韜光海嶠」）、但也曾一度去湖北參戰：大多時間鄭鴻逵是居於晉江縣的安海、亦曾至詔安縣南澳之雄鎮關遊覽，而據蘇琰為「及春堂初集」所作序中言，崇禎十一年秋季鄭芝龍受命「西征」之時，鄭鴻逵曾招募部隊隨兄助陣（依明末攻勦流寇的戰役發生時間與地點覈之，鄭芝龍應是參與圍攻佔據襄陽之流賊羅汝才；後羅汝才於當年十一月投降），並在該年底班師回閩──在吟賦「及春堂初集」各篇詩作時的鄭鴻逵，其行事大略如此。

由「及春堂初集」所收五十餘首詩作的次序來看，第一首題為「丙子中夏夜掉」（按：丙子係崇禎九年，西元1636。「掉」疑當作「棹」，即「櫂」，謂划船），以下為「夏仲月夜時聞北征」、「秋中西疇勗弟姪」等詩；「戊寅（崇禎十一年，西元1638）」年所賦記述從征與班師心境的詩作，係出現在近卷末處。此集的兩篇序及跋文，則皆作於崇禎十二年己卯之端午節當天或稍後。由此觀之，「及春堂初集」中各詩，當係依寫作先後時序編排。筆者檢得鄭鴻逵詩題中出現「陳四明」的作品，後於其班師回閩之篇，故當成於崇禎十二年春季；然鄭鴻逵詩題中雖明言其姓與號，但筆者還是有點疑慮，故言「疑似」鄭鴻逵為陳四明而賦詩作。

使筆者不敢斷然認定之因，在於鄭鴻逵詩題中有「地望」的問題。這四首詩中，第一首題為「同浙西陳四明登天上山新搆院」。通常在古人詩文篇名中，於提到他人稱謂之前出現地名，通常是言其里籍。鄭鴻逵在「陳四明」之前加上「浙西」，這一點使筆者感到猶豫－－觀陳四明「紀年」開頭自述其祖籍，乃河南光州固始，其後陳家人循海南遷，「就浯拓基」，並沒提到與「浙西」有任何關係。若說鄭鴻逵之詩確係為金門人「陳四明」而作，那何以會在詩題中冠以找不出與他有何關聯性的「浙西」二字？不過，會以「四明」為號，卻又似非偶然；「四明」一詞，既是浙江省鄞縣西南之山名，也常被用以指稱此山綿亙之奉化、慈谿、餘姚、上虞等縣地區。陳熙憲自號「四明」，莫非其與浙江真有某種連在「紀年」中也沒提到的關聯？若按「紀年」之敘事內容所及，陳熙憲是於永曆二年（戊子，西元1648）方成為鄭鴻逵幕僚；如果鄭鴻逵在「及春堂初集」中為之賦詩的對象並非金門人「陳四明」，難道世上竟有如此湊巧之事，在九年前（崇禎十二年，西元1639），鄭鴻逵便已見過另一位來自浙西的「陳四明」？

對於這個疑點，筆者推敲老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陳四明真有某種與「浙西」的關聯，故鄭鴻逵如此稱之。另一個可能性，是陳四明入公門時，沒有報出自己真正的籍貫，而是詭稱自己原係浙江人──古時候當吏員的人，為了避免日後萬一辦公事出了差錯會牽累家門，是會採取某種「預防措施」。例如「水滸傳」第二十一回便有敘述，在宋江入公門當押司之初，其父宋太公便去縣衙門遞狀告其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後來宋江犯案遭緝，官方派員至其老家逮人，宋太公便以父子已無干連來撇清。其實宋江素有「孝義黑三郎」之稱，說他「忤逆」、任誰都知道這不過是幌子而已──或許陳四明也是怕若惹上是非會「帶衰」在金門老家的人，才會故稱來自「浙西」，並以「四明」為號來取信於人；連在崇禎十二年見到鄭鴻逵時，也因未及深交而沒敢說實話。到底這兩種可能性何者方是，筆者很是躊躇。但若說天下有如此湊巧之事：鄭鴻逵一生中曾結識過兩位「陳四明」，一來自金門、一來浙西，這種巧合的可能更是微渺。故筆者還是傾向相信，鄭鴻逵之詩係為金門人「陳四明」而作，惟在其稱謂前冠上「浙西」的緣故，尚是愚昧的筆者猶未能剖明之謎。

由「紀年」的敘述來看，陳四明是在永曆二年三十三歲之時，經舉人鄭自國的引薦才得謁鄭鴻逵，進而獲招攬入幕。不過，「紀年」中也曾提到，在十一年前陳四明二十二歲之時（崇禎十年，西元1637），即已於隨陳世熙巡海時到過鄭芝龍的防區；或許陳四明就是在當時便與鄭鴻逵有過交際，兩年後又前去拜訪，鄭鴻逵才會寫下與其同遊及送別之詩。

筆者檢得的這四首詩，在「及春堂初集」中是接連排列，於「同浙西陳四明登天上山新搆院」之後，尚有「暮春集西疇別陳四明」，以及「又和黃薇甫、蔡士藻韻別詩二首」。後兩首之詩題中雖未言及「陳四明」，但係緊接在為陳四明送別之詩後面，故筆者認為：當時鄭鴻逵是與「黃薇甫、蔡士藻」一同來送別，三人各自拈韻成詩，而鄭鴻逵才思敏捷，復依黃蔡二人所用韻又作了兩首詩。因是在同一場合而作，故「又和」二首詩題中不再複言是為誰送別。對「黃薇甫」、「蔡士藻」兩人的來歷，筆者還沒能查出眉目，也無法覓得他們為陳四明而作的送別詩。至於鄭鴻逵詩題中提到的地點，「西疇」即今日安海鎮之西的西安村東部一帶；此地在明代即已是安海當地著名的「八景」之一，號曰「西疇春曉」，有十里山水如畫的景緻。另外，「天上山」的確實方位，筆者雖尚未得其詳，但料其應即在安海周邊，不致太遠。

前面筆者提過，這幾首詩當是成於崇禎十二年春季。在陳四明「紀年」之中，崇禎十二年的記事除了「年二十四」便無他語；前一年陳四明才剛娶妻，或許是因長官體恤其新婚、假給得多，他才能有空往晉江縣安海去拜訪日後其生涯中的貴人。陳四明後來在鄭鴻逵幕中供職九年有餘，恩主所著「及春堂集」他一定讀過；而在他老來撰寫「紀年」時，或是因赧於斯時未曾對鄭鴻逵坦言自己真正里籍，才不提及當年有拜訪鄭鴻逵之事。鄭鴻逵之四首詩作如下：

同浙西陳四明登天上山新搆院（原書詩題下小字註：得天字）

　 卜搆新書院，尋芳雲外天。青山環作帳，蔓草結為氈。

鐘度風聲遠，湖開月色先。逢君名下士，相與話安禪。

暮春集西疇別陳四明

幽林聞語鳥，千里客相親。花落為春老，酒闌得句新。

浮當戶近，嫩柳裊風頻。吟罷來疏雨，臨岐為洗塵。



又和黃薇甫、蔡士藻韻別詩二首

謝豹啼聲月下忙，林花雨灑不禁粧。

故園春色還相待，千疊雲山歸阮郎。

青青楊柳滿江堤，上有流鶯送馬蹄。

莫向攀條下別淚，相思遙對鏡湖西。

──除了以上幾首鄭鴻逵與陳四明同遊、送別而作之詩，筆者尚於明末文獻中檢得一處與「紀年」所述有關的資料，係陳四明家財遭搶劫一案的後續發展。依「紀年」所載，這樁劫案發生在明桂王永曆三年，陳四明三十四歲之時；在此案發生前，陳四明已在鄭鴻逵麾下當了年餘幕客。該案經過如下：

己丑年三十四（1649），七月內遣人回浯挈眷，九月十一日舟到揭之錢岡港口，被海賊張禮所劫虜，○利財將舟擱岸，分贓攘奪，失於提防，以故余儒人莊氏得以乘夜脫走。然余從前粒積，一草一粒悉入強盜之手，此余生平大破耗也。

在「紀年」之中，己丑年的記事僅有如上數十言，以下便是「庚寅年三十五」云云。對於家財盡失一案的後續，陳四明沒再提隻字片語。其實，這樁冤仇，後來是已經討回了；而陳四明對「此仇已報」一事，不可能無所知悉，惟其甚為低調不置一辭，卻是有一段隱情。要瞭解這箇中機微，就得從犯案的「海賊張禮」身上說起了。

現存記載南明鄭氏史料諸書中，有「從征實錄」一種，原書係福建南安石井的鄭成功家族後裔所保存的手抄本，現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二種。是書作者楊英，籍貫不詳，他書亦鮮載其事蹟。惟由該書首頁所言：「戶部主事楊英為輯造先王實錄事，謹將永曆三年己丑九月陳策從王，十月初一日蒙錄用，□（筆者按：闕文）永曆十六年壬寅五月先王賓天□，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挨年逐月，採備造報。」等語，可知楊英此人是在鄭成功軍中擔任戶部職，因其經理鄭軍糧餉、隨侍側近，故得聞見記載鄭氏軍中之事，其詳處有他書所不能及者（像陳四明家財被劫一案，「臺灣文獻叢刊」數百種載記中，就僅有楊英此書曾提到）。

依楊英所記，永曆三年九月至十月初，「藩駕（鄭成功）」居於「中左（中左所，即廈門）」，十月初六鄭成功傳令出征，船隊指向廣東潮州，意在與屯於潮州之鄭鴻逵軍力會合，以圖於廣東發展抗清實力。此次鄭成功南征，先是進軍海澄港、攻打雲霄港及漳州府詔安縣等處，接著於十一月初一由分水關進入廣東潮州。在抵達潮州黃崗之時，當地正處於「不清不明」的狀態，「土豪擁據，自相殘併，糧課多不入官」。在九月間搶劫陳四明財物並擄其家眷的海賊張禮，也是在潮州佔山當大王的諸寇之一；據「從征實錄」所記，張禮之根據地在潮陽縣，以此來看，陳四明所自述劫案發生的「揭之錢岡港口」，應即是潮陽縣北方的揭陽縣之港灣。面對這些在國亂之際蜂起的軍閥，鄭成功必需一一將之討平收編、壯大自己以圖恢復大業。

在鄭軍入潮州之初，佔據黃崗之土豪黃海如於不曾動武的情形下自動歸附，並來謁鄭成功。當鄭成功向黃海如說起自己欲取「一處為練兵措餉之地」的打算時，黃海如即力勸鄭成功拿下富饒的潮州；當時有位潘姓參軍也在旁提議，以號召勤王軍為名向各土豪發出通告，「順者撫之，逆者討之」，以此大義名分，鄭氏的討伐收編便十足有理。於是，鄭成功在潮州「先撫後兵」的基本方策便展開了。首先，鄭成功在十一月初八日擊潰了拒絕提供船隻的土豪許龍，獲得萬餘石糧粟，並有陳斌、楊廣等聞風來歸。接下來，鄭成功便發諭給張禮，要他備船提供鄭軍運輸；但張禮拒絕了，也就因而成為鄭成功的下一個目標。十一月二十九日，鄭成功的大軍逼近達濠埔，正是張禮的老巢所在。鄭成功觀察形勢，得知當地有三處賊寨：達濠、霞美與青林，各有千餘人，可互為應援，張禮本人則在青林寨。鄭成功欲生擒張禮，於是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先攻達濠寨，引誘張禮離開青林往援，以伏兵打垮張禮的支援部隊，並強登達、霞二寨，再合兵進攻退回青林的張禮。此計果然奏效，十二月初二日，張禮勢蹇請降，鄭成功也應允，准其「待罪歸命」，於是達濠埔三寨俱平定。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