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東吳，住在外雙溪的一個半山坡上。門廊外，一片小樹林，密密匝匝，上下的石階也被枝葉遮蓋著，要是夏天，肯定的很清涼的。我的到來已經仲秋，照理是到了天朗氣爽的時節，而臺北卻是「雨季」。不過，只要不是颱風，雨卻也不大，秋風中，雨點打在枝葉上，沙沙作響，我還特地打開門窗，聽風聽雨，似乎也是一種小小的享受。

錢穆故居，去年十月間我來台參加雲林科技大學的一個學術會議，返回臺北時，東吳大學中文系主任許清雲教授領著我參觀過一次，留下很深的印象，記得錢氏故居的門牌是臨溪路七十二號，在東吳大學的校內。我現在居住的房號竟是七十號五十六室，門牌與錢穆故居僅有兩號之差，單雙分列，那麼，我的寓所可以說與大師毗鄰了。從我的住所，下了石階，過了車路，再往下走上一段彎曲的、苔痕斑斑點點的小石徑，就到了錢穆故居。不過，若從正門走到故居，還要下若干石砌的臺階，石臺階左側是教堂，右側是故居的圍牆。如果算直線距離的話，可能也就是七八十米的光景。由於小樹林遮擋住視線，從住所的門廊是看不到錢穆故居的。十月六日，颱風蘿莎折樹發木，門前的大樹小樹各倒了一棵，樹枝折斷無數；往故居的路上，也躺下一棵老樹和若干小樹，經過工人的整理，視線寬遠得多了，站在門廊，居然可以看到故居紅紅的一片屋頂，一下子覺得與大師的距離縮短了許多。

錢穆先生原名恩，字賓四，後改名穆，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初九日（陽曆七月三十日）。錢家世居江蘇省無錫縣南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村，七房橋以錢家先世七房受名。先生自幼天資聰穎，刻學苦讀，十八歲當鄉村小學教師，1918年，還在擔任著小學教師的錢先生所著《論語文解》，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錢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此後，錢穆先生擔任多年的中學教師，在中學任教期間，先後又出版了《六書大義》、《論語要略》、《孟子要略》等著作。1930年秋，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辯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之誤，震驚了當時北京的學術界；同年任燕京大學講師。1937年轉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

抗戰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1935年、1937年商務印書館又分別出版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抗戰爆發後，北大文學院南遷，錢穆先生輾轉南嶽、桂林、南寧、昆明、蒙自等地；後又任教于齊魯、華西、川大等校。1940年《國史大綱》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1948年出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55年應美國耶魯大學東方學系之邀，在該校講學半年，並獲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67年秋，錢先生與夫人定居于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今址，並在中國文化大學授課；先生花了七年的時間完成了巨著《朱子新學案》。1986年，九十二歲生辰，錢先生在素書樓講了最後一課，對學生贈言曰：「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1990年初，錢先生遷出素書樓，八月卒于臺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歲。1992年錢夫人遵照錢穆先生遺願，將其骨灰運回江蘇故鄉，安葬于蘇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龍山。1994-1997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把錢先生的著作總匯為《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出版，煌煌五十四巨冊。

錢穆故居，坐南朝北。南邊是坡勢不太陡的山坡，上世紀六十年代錢氏居所興建之時，我現在的住處，以及左鄰右舍的幾座住宅尚未興建，看看我現在住的尚未開發的後南坡，就可以想見當年林木的蒼鬱；東坡也是密密的山林。故居大門外就是濺濺由東向西流去的外雙溪，地勢開闊，可以遠遠地看得見故宮博物院淺青色的琉璃瓦。西側則是一座紅磚外牆的教堂。這處居所，是錢先生和夫人生前同共選定的。錢穆先生過世之後，故居閒置年餘，臺北市圖書館於1992年元月正式將故居辟為紀念館。2001年12月委託東吳大學經營，2002年3月重新開館，五年來慕名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在離紀念館兩三公里的地方，就開始設有路標，指示著參觀者參觀的路徑。

錢穆先生生前居所名「素書樓」。「素書樓」是錢穆為了紀念母親的撫育和呵護而命名的。錢先生故鄉無錫七房橋五世同堂之老宅，第二大廳叫「素書堂」。錢穆先生十七歲時得了一場重病，要不是母親在「素書堂」對他悉心照料，先生可能就活不下來了。錢先生在九十二歲高齡時撰寫的《懷念我的母親》一文寫道：

我母親的一輩子，可用《論語》上「貧而樂」三字來作形容。但使我最難忘懷的，是辛亥年那一年的夏季，我十七歲，得了傷寒病，誤用了藥，幾乎不救。我母親朝夕不離我身旁，晚上在我床上和衣陪眠，前後七個星期，幸而我終於痊癒了。我之再得重生，這是我一生中對母親養護之恩最難忘懷的一件事。現在我的外雙溪住宅，取名素書樓，就是紀念當年七房橋五世同堂第二大廳我母親養護我病的那番恩情。

故居有圍牆，占地約三四畝。進了故居的大門，東邊是步道，西頭是水泥車道。步道由小石砌成，有三十多個臺階，夾道有楓樹迎人，山茶秀雅，古鬆勁挺。素書樓是錢夫人胡美琦女士親手繪製屋舍、設計圖樣而建成的，當我們對照當年的老照片，可以發現，草創之初，樓的四周僅有一些小草小木，雖然規劃得齊齊整整，但草木稀疏自不待言。居所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的經營。拾級至素書樓前，東側的黃金竹在秋風中搖曳，竹籜雖然年年剝落，而竹身卻比當年更加修長婀娜、金黃燦燦，竹葉依然婆娑多姿、青翠欲滴。這是錢夫人親手所植。夫人在庭院所植草木多矣，而夫人最愛的只是這一叢黃金之竹。錢穆先生有詩云：「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只此自然。」不僅是素書樓的真實描繪，也是錢穆夫婦的人生境界的寫照。

走進素書樓，東頭是客廳。客廳裏立著朱子像，懸掛著朱子手書「立修齊志」、「聖賢書」及「靜神養氣」等字軸。由此，我們知道主人所著《朱子新學案》，除了學術研究的因素之外，還緣于對朱熹的熱愛和崇敬。說是客廳，這裏其實還是講學的廳堂。我們彷彿還可以看到錢穆先生人坐在桌前，他的學生們環圍於四周，人數眾多，有的只能站著。先生神采飛揚，出神入化。廳堂的空間雖然狹小，但是有的學生一聽就是二十年，就是到他已經當了教授了，還是經常來這裏受益，甚至把自己學生也帶來一起薰陶，薪火相傳。

二樓東側是書房兼工作室，中間一個房間是藏書室。據介紹，錢穆先生的藏書非常豐富，他的書架頂天立地，從地板到天花板，每層書架都有裏外兩層，錢先絕大多數藏書都捐贈給中國文化大學或贈送給友人了，今天我們前來參觀，看到的只是先生各個時期的著作展品，即便如此，琳琳琅琅，已讓我們應接不暇。我站立於五十四巨冊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之前，沉思良久。從1918年先生二十三四歲出版第一部著作《論語文解》，到1987年盲瞽口述的《晚學盲言》問世，長達七十年之久，總字數多達數千萬字，涉及史學的各個領域：斷代史、通史、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學術史、文化史等等，數量之多、博大精深，這些論著到底是怎樣寫出來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問題，先生早慧、刻苦用功、廢寢忘食，以至於高壽，這些確實是沒問題的，但是這幾句話似乎還不能完全概括錢穆先生對學術執著的追求。但是仔細想來，也並不複雜，錢穆先生在最後一堂課說：「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他就是以一個中國人的身分，一輩子研究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學術，他太執著愛、太沉迷於這一身分，太執愛、太沉迷於這一研究。辛亥年他才十七歲，我們不去說他，1937年，當他流離西南的時候，1949年他在香港辦新亞學院的時候，1967年他遷居臺灣之後二十多年；早年他當小學教員、中學教員的時候，中年、晚年他當教授甚至在國外講學的時候，不論環境如何變化，不論學術地位如何的變化，他始終潛心于他的傳統文化。錢先生抗戰時在昆明除講學外，潛心於郊外著書，連陳寅恪先生這樣的大學問家見了都說：「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一年之內，錢穆先生完成了近50萬字的《國學大綱》。論錢穆先生的學歷，他沒有上過大學；論其職位，最高不過文學院院長；論其最後執教的學校，不過是民辦的大學！「潛心」二字，說起來容易，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卻難，許多學者經受不住學術之外的太多誘惑。人們往往習慣于大師要有一個高學歷和高學位，習慣于大師要有一個很高或較高的職位的光環，習慣于大師有一個著名大學作為他的學術背景，但是，錢穆先生卻使習慣于這種思維的人期待落空。

1949年錢先生赴港後，夫人張氏及諸子女皆留在大陸。七年之後，也即1956年，錢先生與胡美琦女士結為連理，生活始得重新安定。素書樓西側的房間是錢先生夫婦所居，兩架床，一個五斗櫥，陳設十分簡樸。1952年錢穆先生來到臺北淡江大學講演，新建的禮堂屋頂水泥掉落，先生被砸昏迷，經搶救脫險。錢先生在台中養病期期間，多虧胡氏的照顧。胡氏江西南昌人，先後就讀于廈門大學和香港新亞學院，後來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上了素書樓的二層，從東側的書房通向西頭的臥室，有一條長長的樓廊。樓廊寬約兩米，外邊是一排落地的玻璃窗。錢穆先生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清晨起床之後，他都會在樓廊小坐片刻，然後踱到書房開始寫作。樓廊就是樓廊，沒有什麼陳設，只有西頭擺著的一對竹沙發和竹茶几而已。西頭還有玻璃門，可以通向外面的陽臺，素書樓的主人稱之為觀月臺。透過樓廊的窗，可以俯視樓外的主人精心培植和經營的花園，春有杜鵑，秋有紅楓，還有四季常綠的青松和翠竹。素書樓是根據錢夫人所繪房舍圖而建的，這個樓廊也是她精心的設計，原來，錢穆夫婦在香港的居所也有樓廊，夫人曾經回憶道：「遠在我結婚以前，我和外子賓四在一起，就常喜歡閒聊人生。成婚後，我們最初住在九龍鑽石山難民區一小樓上。樓有一廊，可以望月，可以遠眺一線的海景………以後我們遷居九龍郊外沙田半山一小樓………樓居的廊，長四丈餘，寬六尺。前面有一排長四丈，高逾八尺的玻璃長窗，面前寬大的海灣。海灣後有一排如屏風般的遠山。樓廊遠望，海山宛然，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們在此居住八年，每得閒暇常在此廊上閒話。」關於素書樓的門廊，錢夫人又寫道：「（1967年）我們由港遷台定居，第一年先住市區，第二年遷來外雙溪素書樓。溪山外長山一列，樓前亦有一長廊，面前溪山，依稀往年沙田景象。又成我們日常閒話的好地方。」據錢夫人的敘述，錢先生常常透過日常社會種種現象，種種人和事，借題發揮，引經據典，談論人生，精深而有啟迪。錢夫人的《樓廊閒話》，文筆悠雅生動，不經意間記載了他們夫婦間的看似閑淡卻很耐人尋味的生活。

錢穆先生辭世已經十幾年了，大師似乎已經走遠。有兩件事，一個多月來，我一直揮之不去，不時覺得鬱悶。一是錢先生被迫遷出素書樓，說那地是公產。沒過幾個月，先生就過世了，老東吳的人說，錢先生遷出後可能心情不好，不然也許沒那麼快離去。二是錢穆先生在1949年被冠于「民主個人主義者」的「銜頭」，以至於此後很長的時間，錢穆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幾乎銷聲匿跡，新一代的學人對錢穆先生的學術幾乎一無所知。說來慚愧，直至1987年春，我給助教進修班開《先秦諸子》課，始得接觸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此後才知道先生還有《國學大綱》、有《中國文化導論》，還有《朱子新學案》等等。現在與大師的故居為鄰，與大師為鄰，生活在大師生活過的氛圍周邊，是一種緣分，一種幸運。每天下午，我讀書寫作累了，就跑到素心樓的花園散散漫漫地走上幾個來回，有時還在故居的茶室慢悠悠地喝上一杯濃濃的咖啡；夜晚，當我上完課，身子有點疲憊，還是繞道從素心樓與教堂的小道小心地登著石級而上，若干年前，錢先生與夫人就在我仰頭就可以得見的樓廊閒聊著人生，在觀月臺上賞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