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曾草擬一文〈賈寶玉和巴金──談中國人的懺悔意識〉，趕鴨子上架，於「懺悔」一題，僅止於提綱挈領，未能細予闡發，近日興起重寫該文的念頭，遂去研讀在心性論題旨揉合了釋、道、儒三教的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史上，標舉悔過之學的劉宗周，李顒（二曲先生）和李贄（卓吾）引起了我的注意。李贄的悔過尤其深劇，竟致於剃髮出家，棄儒向佛。李贄尋求安身立命的道途，曾師友於焦竑。於是我再去翻閱龔鵬程老師的〈攝道歸佛的儒者：焦竑〉（收錄於《晚明思潮》龔鵬程，二○○五，北京，商務印書館）龔鵬程老師的行文一向體大思精，論述縝密，但其中有一小結語意外露了個小破綻：「從唯識學來說，儒佛即很難謂其為一」唯識學以識為染，的確和思孟為主，以良知可作內在超越心性論的這一脈儒家不相契合，但龔鵬程老師既然把佛教心性論區分成唯識染識和如來藏清淨心兩系，理應也宜把儒家分成子思孟子和荀子兩系，而這麼一來，主染識的唯識學便和主性惡而欲以禮化偽的荀子搭上了線。在宋明理學三教合一的過程裡，不少理學家被批評為「陽儒陰釋」，但龔鵬程老師對此議題另出機杼，他的慧眼是：「………攝儒歸釋，竟又曲折弔詭地反而成了用儒家本體良知的想法去要求佛學，並認為這一種佛學是符合儒家良知教的。遂令所謂陽儒陰釋者，乃轉而形成佛家的儒家化。」

「………佛家的儒家化。」讀到這段字句時，我心頭即不由浮現出楊清國校長的身影。

楊清國校長長年在金門日報撰寫「浯江夜話」專欄，文字多關涉佛學，偶爾聽見誰有品評，我總是回答以「楊校長並不是在經營文學，他做的是“會通”的工作。」我指的是世俗諦與勝義諦的會通，以及佛儒兩教的會通。歐陽竟無曾於民國十二年在南京高師哲學研究會講演「佛法非宗教非哲學」，日後淨空法師引申其意，提出「佛教是佛陀智覺宇宙人生的教育」一說。的確，佛儒兩教無非是覺人的教法，無非都從「內在超越」（基督教則高懸一上帝，由外部作超越），佛教或轉染識成淨智，或捨煩惱無明而得真智涅槃，和儒家或從性惡化性起偽，或從性善良知作自我超越，二者在「體用」都可互通。理學家如張載、劉宗周之辟佛，究其實，是在「體」的方面作詰責。不同教派的相互攻伐，如改捨體而就用，大部分的爭論都將消弭於無形。龔鵬程老師在另外一篇文章〈當代儒家與基督宗教的會通〉（收錄自《儒家與基督宗教的對談》，鄭志明編，民八十九年，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裡，特地為儒耶二派調和鼎鼐，為渠等設想三條會通之道，其中第三條是「採取工夫論的道路」，此即前面我說的「用」，亦即把心力放在信仰者的修行之上。在楊清國校長身上，我看到他正具有這樣的特質，即他把心力放在修行，重於放在對佛教義理的鑽研，而也正是經由這份智慧的取捨，他又把佛、儒二家的教法融匯為一，這委實不容易。

楊清國校長身值壯年，即離開杏壇，然而藉由學佛因緣，又使他把自己自覺覺人的教育之路接續了起來。他仍固守教育本位，何嘗離開過呢？我在他身上見到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淑世襟懷，而據西方學術界的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還需有份超越於個人私利的社會關懷，事實上，便是一種宗教性的奉獻及承擔，作為一種社會階級的知識分子，在西方出現於歐洲的啟蒙運動，理性與良知為其必要條件。而在中國，我們也有一種相當於知識分子的身份階層，那就是「士」，而且較之更淵遠流長了兩千多年。余英時的鉅構《士與中國文化》（2003，上海，人民出版社）對「士」這個階層在中國歷代傳統文化所扮演的角色有深廣的剖析，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是：「士志於道」，這個「道」即是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實現的理想價值系統。

楊清國校長追隨佛光山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精神行佛法，我個人甚感欽佩。「人間佛教」題旨和佛法的精髓無疑是融契的。所有的佛法都是在講「能相」，否定「所相」（參見《成唯識論疏翼》韓鏡清作，民九十一年，彌勒講堂第一冊，呂新國序言）基於這樣的認知，所以才會有「行夢幻佛事，建水月道場」的般若智及不可為而為，楊清國校長走的是既「明智悟有」又「誠意啟化」的仁智雙彰，悲智雙運的路。日前他把自己近年來學佛的行腳及心得收錄在《樂在分享》一書，囑我作序，我謹遵所囑，略抒個人感懷於一二，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