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萬曆（1573-1620）年間進士盧龍雲，字少從，廣東南海人。補邯鄲令，治行為諸郡邑最，復補長樂，以忤權權要左遷江西藩幕，累遷貴州參議，撫苗夷功最多。有《四留堂稿》，《尚論全篇》，《易經補義》，《談詩類要》諸書。而在盧若騰之後，受王伯大《四留銘》影響的，例如：順治三年（1646年）進士劉鴻儒，字魯一，直隸遷安人。授兵科給事中，請行兵丁曾屯及令畿輔民出邊墾種，下部議行，調戶部，累遷太常寺卿。康熙時遷通政使，官至左都御史，被劾歸，卒於家，有《四留堂集》

王伯大的《四留銘》、瞿俊的《留餘堂集》、潘季馴的《留餘堂集》、盧龍雲的《四留堂稿》，及劉鴻儒的《四留堂集》，都觸及了「留餘」的精神內涵。當然，這樣的思想內涵並未超脫自古以來儒家思想的框架，如強調不偏不倚的「中庸」精神指涉。但作為一個獨立完整而富含哲理的字彙（留）或詞彙（四留、留餘），確是在這期間所形成的。但此所謂的「留」或「留餘」，並非僅指我們尋常認知的那種為人或行事不尖刻的厚道，也絕對不是指那種貌似忠厚，實與惡俗同流合污的鄉愿，乃至毫無立場、毫無是非的騎牆與投機；相反的，當他們面對惡俗、惡德及惡人時的反擊，卻是毫不掩飾、絕不留任何餘地的！

儘管對某些士大夫來說，「留餘」也許僅是對自己嫉惡如仇、剛強太過的某種反思、某種立身處事的提醒，然則，在踐履這樣的精神過程中，「留餘」逐漸被純化為一種修身齊家的思想準則，逐漸的與凡事「忌盡」這樣的概念形成對照；亦即「留餘忌盡」逐漸窄化並統攝了「留餘」思想的全部內涵。

　清．梁紹壬（字莊來，道光年間舉人）的《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五》曾提及所謂「四不盡」，即「功不可立盡，官不可做盡，恩不可市盡，寇不可殺盡」。（功勞太過了，必定功高震主，引起嫉妒與猜疑；官位太高了，看似榮耀丕顯，其實危機四伏；恩賜太多了，看似富貴榮寵，實則離災禍不遠；敵寇滅絕了，就準備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了。）

歷史上，這種「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滿則覆，物盛則衰」的例子俯拾即是。清初的大將年羹堯不可一世，屢受封賞，幾至無官可封、無恩可施的地步，年羹堯卻不知藏鋒，依然飛揚跋扈，最後落得被賜死；反之，功高蓋世的曾國藩，自削兵權，請辭封賞，不僅得以善終，更被尊為中興名臣。進退之間，「留餘忌盡」是如此發人深省。　　　

在王伯大之後的八百年裡，留餘思想的影響逐漸逸越士宦階層，連尋常百姓也將其奉為修身與持家的圭臬。如明萬曆四十五年生的朱用純（1617—1688年），字致一，自號柏廬，江蘇省匡山縣人。其《治家格言》（亦稱《朱柏廬治家格言》、《朱子治家格言》、《朱子家訓》）以修身、齊家為宗旨，集儒家為人處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根植深厚。其中「………。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正是「留餘」思想的具體發微。

但是說到將「留餘」思想實踐最力者，當首推位於河南鞏義的康百萬家族。康百萬莊園是中國三大莊園（河南康百萬莊園、四川劉文彩莊園、山東牟二黑莊園）之一，始建於明末清初，如今依然保存完好。「康百萬」並非特指某一人，而是對明清以來，以康應魁為代表的整個康氏家族的統稱。康家上自六世祖康紹敬，下至十八世康庭蘭，一連富了十二代，總計四百多年。清末，慈禧太后逃難西安，回鑾北京時，路過康店，曾經得到康家的資助，便賜名「康百萬」，康氏家族也因慈禧的封賜而名揚天下。

康百萬靠河運發家，倚土地致富，憑「進獻」得官，多次得到皇帝賞賜，最高時官至三品，數次欽加知府銜。康家船行六河、富甲三省，土地計十八萬畝，財富無以數計，民間流傳曰：「頭枕涇陽、西安，腳踏臨沂、濟南；馬跑千里不吃別家草，人行千里盡是康家田！」，據此，不難想像康家富裕的程度。在明、清時期，康百萬、沈萬三、阮子蘭並稱為中國三大「活財神」。

　　按理說，康百萬這樣顯赫的家族，早就該惹禍上身了，何以竟能維繫四百多年盛況於不墜？其中秘訣正是源於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留銘》及傳統儒家「財不可盡露，勢不可盡顯」的「留餘忌盡」思想！

　　數代以來，康百萬莊園的南大院「方五丈」大廳內懸掛著一塊長1．65米，寬0．75米的《留餘匾》。這塊匾現為康百萬莊園的鎮園之寶，為同治年間（1871年）進士牛瑄所題，造型猶如一面迎風招展的黃色旗幟，金底黑字。全匾共計一百七十四個字，除標題「留餘」二字為篆書外，其餘為行楷。

《留餘匾》全文為：「留耕道人《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蓋造物忌盈，事太盡未有不貽後悔者。高景逸所云：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園老伯以留餘二字顯其堂，蓋取留耕道人之銘以示其子孫者。為題數語並取夏峰先生訓其諸子之詞括之曰：若輩知倡家之道乎？留餘忌盡而已。時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題。」

從王伯大的《四留銘》到盧若騰的號「留庵」與「四留居士」，再到河南康百萬家族的《留餘匾》，在認知與實踐上容或有些許分歧，但在思想脈絡與精神內涵上則是延續而同一的。退隱後的王伯大自號留耕道人，返鄉後的盧若騰則自號留庵和四留居士；二人所企望「留」諸後世子孫者，非「不盡之巧」、「不盡之財」、「不盡之祿」，而是「不盡之福」；中國素來就有「權輿光大，燕翼貽謀」的傳統。（「燕」，安也；「翼」，敬也；「貽」，同遺，給也）。語出自《詩經‧大雅‧文王有聲》：「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意指周武王以安定、敬慎之謀遺其子孫，亦即為子孫作打算。可見這種為後世子孫打算的思想絕非始於王伯大，只不過留耕道人的《四留銘》清楚的捨棄智巧俸祿與財富，而希冀能夠福蔭子孫！

「留」、「留餘」或「留餘忌盡」所重者非僅「留」這樣一個主觀意願或行為本身，還得看客觀上「有什麼」東西可以留？易言之，想留什麼是主觀，有什麼可留則是客觀；主客觀之間的順逆形成四種現象：（其一）主觀上想留客觀上也具備；（其二）主觀上想留而客觀上卻欠缺；（其三）主觀上不想留客觀上卻存在；（其四）主觀上不想留而客觀上也不存在。其中道理殊為淺顯；例如現象一：主觀上想留財富給子孫，客觀上也確實有財富可留；現象二：主觀上想留財富給子孫，客觀上卻是一貧如洗；現象三：主觀上不想留下壞名聲，客觀上卻是聲名狼藉；現象四：主觀上不想留下壞名聲，而客觀上聲名也不壞；（其一）與（其四）基本上主客觀條件是一致的；然而（其二）（其三）主客觀條件則是悖逆的。

　　正因為有主客觀條件的悖逆，才有努力滿足或消弭的空間；傳統上講究因果互生，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有耕耘才有收穫、有收穫才有餘留；欲「留」不盡之福予子孫，先得「耕」福田！「耕耘」與「留餘」或者「留」和「耕」之間，本就是相因相成。是故，以《四留銘》傳世的王伯大自號「留耕道人」，在赤岸築「留耕堂」；在留耕道人王伯大死後二十二年（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廣東番禺何氏建成了名為「留耕堂」的何氏宗祠，其「留耕」二字則取自「陰德源從宗祖種，心田留與子孫耕」。或許是出於對留耕道人王伯大及其《四留銘》的心儀與景仰，盧若騰晚年自號「四留居士」，其書齋則曰「與耕堂」，與誰同耕？與留耕之輩同耕也！　

　　留耕道人距今已八百多年，其築於霞浦赤岸的「留耕堂」早已不存，但廣東番禺何氏的「留耕堂」數度重修擴建，如今則成了該地著名景點；以「留餘匾」傳世的河南康百萬莊園，不僅為鞏義名勝，留餘匾如今乃中國三大名匾，已被開發成當地珍貴的文化商品。盧若騰作為金門在南明時期的標誌性人物，其著作多隨與耕堂的一場大火而焚毀，僅《島噫詩》及《留庵詩文集》等少數篇章傳世。留庵故宅或許並不起眼，但當我們瞭解了「留」字背後的意蘊，它就不會再僅僅是一座低矮的閩南古厝！當我們對留耕先輩們的行誼、留餘思想的內涵有了更深的認識，對於那念茲在茲的所謂閩南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也許會有另一番思考！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