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明代金門的著名家族，以官秩高低與人數多寡的情形來衡量，瓊林之蔡氏當可謂第一名門：蔡貴易、蔡守愚與蔡獻臣三位，不僅位臻三品以上，在治事撫民方面亦是功績卓著、名列鄉賢。然而，若探討此三位在舊時文獻上於今的能見度，就會有些落差了。若不將方志、家乘之記載部份計入，與蔡貴易、蔡獻臣父子同時代者為他們所作之各種詩篇、記文、贈序及書信等，數量之多足以彙成專輯。而蔡貴易雖未聞有個人詩文集傳世，但也還有像在「普陀山志」所錄他作的一首五言律詩「寄題補陀」、以及他重刻蘇軾「阿育王寺宸奎閣碑」碑文時自撰題記的拓本仍存於世。蔡獻臣之「清白堂稿」則有刻本及手抄的版本復於近年間印行，普及於世。相較之下，蔡守愚的著作，據八十年版「金門縣志·藝文志」所錄，僅「百一齋稿」似還尚存於其後裔蔡景榮先生處，但於今保存狀況如何、與是否會有重梓之時皆不得而知。前此所能知的蔡守愚作品，除了「金門縣志·藝文志」中所錄一首「九日登太武山」七言律詩，十餘年來筆者雖多方留意，但也只能找到一首他為艾穆所寫的「奉贈艾熙亭老先生赴召入都」詩。與蔡守愚同時代者為其所作文字，過去筆者也僅能找到李廷機所作「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蔡守愚制」（此是奉皇命而作制誥，非因個人交誼）、著名戲曲家湯顯祖的一首「送蔡體言儀部入都」詩、以及黃承玄「盟鷗堂集」中三封題為「與蔡發吾」之書信而已。若要論與蔡貴易等三賢同時代者為彼等所作詩文，為何會有多而易見與少且難覓之差別情形，服官所在應是一大原因：蔡貴易、蔡獻臣皆在人文薈萃、官宦文士眾多之浙江任職有年，與當地聞人往來機會多，自然與其相關之詩文較易流傳下來。而蔡守愚臻至高位後所在之川西，畢竟是較邊僻的區域，故這類文獻產生與流傳的機率相形下便減少了。

以蔡守愚的履歷觀之，其宦途生涯可依地理來區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自萬曆十四年成進士後開始，他曾歷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工部屯田司主事、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工部屯田司郎中及都水司郎中等職；都是在兩京或畿內的職務。在四川的歷宦則是後期，自萬曆二十六年九月開始（以下筆者係依「明神宗實錄」所載官職任命發布內容），蔡守愚受命由工部都水司郎中陞任「四川副使(筆者按：按察司副使)」；萬曆二十九年五月，陞「蔡守愚為右參政」；萬曆三十一年四月，「以四川右參政蔡守愚為本省按察使」；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加川南道蔡守愚為右布政，管川南事」；萬曆三十六年五月，「調四川上川南道右布政蔡守愚于建昌道」……。在四川的十餘年，佔了蔡守愚仕宦生涯一半以上的時間，以其久歷於斯而言，該當曾有一些四川官民與之有文字往來；然或許因作者不甚顯揚、或書籍刻布流傳不盛，於今能見者幾希。日前筆者於明人譚應夢所著「德馨堂集」中，檢得一篇他為祝賀蔡守愚六十大壽所作「壽兵憲發吾蔡公六秩序」；此外筆者又於方志中覓得蔡守愚詩作一篇與書法作品之記載，茲於下一一介紹。

－－於此筆者要先插入一段：自萬曆三十七年五月至四十年九月間，「明神宗實錄」尚有五處提及蔡守愚，但都是因為地方叛亂或官軍冒功而牽累導致其受責難譴罰的記錄。「明神宗實錄」或清修「雲南通志」的職官部份，皆未載蔡守愚任職雲南左布政使。蔡獻臣為蔡守愚所作墓誌銘中，稱蔡守愚於「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亦擢雲南左布政使，候代（等人來接替其「建昌兵備道」一職）矣。……未幾得代，遂繳劄致仕歸。」則蔡守愚雖曾獲擢陞雲南左布政使，但應是未曾到任便辭官了。故「明神宗實錄」與清修「雲南通志」皆不載之。

在抄出「壽兵憲發吾蔡公六秩序」這篇文章之前，有一些關於此文的背景資料，當先予說明；因為這篇祝壽序文的實際作者，與「掛名」的人，並不是同一個。在「德馨堂集」中收入的這篇文章，於原書文題之下有一小字註：「代」，表示此乃譚應夢代人捉刀之作。至於譚應夢是代誰作此序，姑置於下論，先由譚應夢此人介紹起。據清乾隆十二年刊本「長沙府志」卷之二十九「人物」所載：「譚應夢，號起巖，攸縣舉人，任榮經令。性剛烈，氣節自任，恥媚上官，未期年，即解任歸。」。另按「長沙府志·選舉」部分所載，譚應夢是萬曆七年（西元1579）成舉人。不過，「長沙府志」中稱譚應夢出任四川省榮經縣（在雅州）縣令不到一年就辭官，這卻和民國四年刊本「榮經縣志」卷四「官師志」部份的記載有出入；據「榮經縣志」所列，譚應夢是在萬曆二十七年（西元1599）時來任縣令，他的下一任則是由萬曆三十二年（西元1604）開始－－這不知是「長沙府志」將譚應夢的掛冠求去給講得太快了、抑或是由譚應夢解任至下一任縣令來履新之間的任期，是由人暫代而非真除，故「榮經縣志」中未將權代者之姓名納入「縣令」之列？要之，不論譚應夢是在萬曆二十七、八年或三十二年去職，在辭官後，他必然還在四川境內居留了好些年，否則他該是不可能有此捉刀之作。

據蔡獻臣「清白堂稿」卷十四所收「雲南左布政使發吾蔡公墓誌銘」內載，蔡守愚生於嘉靖壬子（三十一年，西元1552），卒於天啟辛酉(元年，西元1621)，得年七十。據此得知蔡守愚滿「六秩」之時，在萬曆三十九年（西元1611）。當時譚應夢當是尚在四川，而且由此文中顯示的寫作地點，他應該就在蔡守愚所曾分巡之上川南道境內，才會被託以執筆之任。

對執筆者譚應夢有了大致瞭解，那麼，當初他到底是代何人捉刀？在「德馨堂集」的目錄與所載這篇壽序中，並沒有明示這一點。然既是代筆之作，便不是以譚應夢自身角度出發，而是揣摩掛名者的身分、經歷來下筆，故還是可由這篇壽序本文中透露的線索來推敲。在「壽兵憲發吾蔡公六秩序」的開頭即言，值蔡守愚六十大壽之前，「先期，不佞某有鶴、霧之遊」。以蔡守愚曾任分巡道之「上川南道」區域覈之，此「鶴、霧」當係二山之名，一為「鶴鳴山」、一為「霧中山」，皆在四川省邛州大邑縣境內。前者在縣城西北三十里，是東漢時張陵修煉之地，乃道教發源地；後者在縣城之北五十里，被佛門中人稱為「大光明山」，係早期佛教在中國的重要發展據點，東漢時竺法蘭曾於此駐錫。壽序中既有「鶴、霧之遊」云云，則可知這位壽序撰作之掛名者曾至大邑縣境，一覽鶴鳴、霧中二山景致。再者，會成為「求序」對象者，本身必自有相當之文名、是文化界人士；則其遊覽當地之後，極有可能寫下記遊之文，並被當地的志書收錄。

筆者由此兩點著手，查閱清修「四川通志」與「邛州志」中關於鶴鳴、霧中二山的記載部份，檢得曾有兩位生存時代正值萬曆年間之知名人士寫過遊歷此二山之記述。一是王圻（蔡復一曾為其著「續文獻通考」撰序），在「邛州志」卷四十三中載有其所作「遊霧山記」，而在王圻本人的著作「王侍御類稿」卷之八則有「遊鶴、霧二山總記」（比對後可知，前者係後者之節略）；不過，「遊鶴、霧二山總記」開頭即有言：「歲隆慶壬申（六年，西元1572）之夏，會余以公事入其邑」－－王圻遊鶴、霧二山之時，距蔡守愚之六十大壽還早得很，因此排除其可能。另一位曾撰遊山記文者為范汝梓，他是浙江省寧波府鄞縣人，係藏書名家范氏「天一閣」的家族成員。在「四川通志」卷十九關於鶴鳴、霧中二山的記載中，皆有節錄范汝梓遊歷的記文。而在「邛州志」卷四十三所載范汝梓「遊霧中山記」，開頭更明言：「萬曆庚戌（三十八年，西元1610），余發成都，赴謫酉陽」，可知在蔡守愚六十大壽的前一年，范汝梓確實人到了四川；在無其他出線者的情形下，為蔡守愚壽序「掛名」者，當以范汝梓最為可能。

據清修「寧波府志」等書所載，范汝梓，字君材。其父范大濩，是「天一閣」主人范欽的哥哥范鏞所生第四子。范汝梓於萬曆三十二年成進士，任官工部主事(正六品官)，由於他曾彈劾太監陳永壽侵貪公帑、又疏請神宗該讓太子出閣講學，以故觸怒神宗，將他「降三級調邊方用」，雖有大學士李廷機等多人疏救，仍不能挽神宗之怒；最後吏部擬定，將范汝梓貶為四川「酉陽宣撫司經歷（從八品官）」。酉陽宣撫司，位在明時四川之東南隅，正臨與貴州、湖廣交界地帶；此地因漢化程度低方設「宣撫司」治理，將范汝梓貶至此處，頗有欲以煙瘴、「水土不服」等因素除之的意味，「不殺而殺」，是極重的懲罰。諒因此次重貶、「聖意」非輕易可迴，故范汝梓也只好看開些，不趕著去酉陽赴任，而是先繞了一大圈到四川的西部探親兼遊山玩水、紓解鬱悶。在范汝梓的「遊霧中山記」開頭有言，他到川西成都一帶時，曾往邛州「晤家參知大叔」。筆者查考，這一位范家長輩當係「范鈁」，是范欽叔父范 的小兒子，字宣卿，萬曆二十三年成進士，曾任刑部主事等官；很巧地是，萬曆三十六年，當朝廷命蔡守愚由「上川南」分巡道調往建昌（位於明代四川西南部，今劃入西康省，改名「西昌」）之時，便是范鈁由刑部郎中被擢為四川右參政、接手「上川南」分巡道一職。范汝梓曾親臨邛州一帶，耳目可及當地蔡守愚之治理風評，其家族長輩又是蔡守愚的繼任者，所得見聞兼及官民兩面；加上他是因直言亟諫而遭貶，已樹立耿直清名，本身又是出自天下知名的藏書大家一族（據沈叔埏「書天一閣書目後」一文中稱，范汝梓所積之藏書不在范欽之下；不過這該是在范汝梓晚年之事了）。在種種條件之下，他被選為撰作壽序向蔡守愚致賀者，應是十分符合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