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有為而作。文學內容，要求切合實際，反對空談。所謂有為而作，文必中當世之過，以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因此他不但反對無病呻吟、徒尚形式的華文，也反對理學家那些脫離現實的危言高論，頗有太史公心目所及，文情赴之之風也。

其二、尚自然。他自評其文說：「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如是而矣。」他的詩歌散文，在藝術技巧方面，確實表現出這樣的特徵。正因如此，他既反對雕鏤以靡的時文，也反對深迂怪僻的古文。同時，對當時千篇一律、形式固定的程式文章，也表示鄙薄。

其三、辭達。在崇尚自然基礎上，他認為辭達，首先要對客觀事物深刻的觀察，達到了然於心，形成文學中的意境，再充分運用語言藝術功能，準確、生動表達出來，達到了然於口與手的境界。

其四、詩論。蘇軾論詩，推崇杜甫；但其超邁豪橫的風格亦近於李白，他的七古七絕尤著。至於「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又與韓愈相近。但他又讚賞淡雅高遠的陶淵明，集中有《和陶詩》一百二十首，世人多謂其自相矛盾，實是可議的。《在追和陶淵明詩引》一文中，可看出他晚年的詩境和心境。

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一九五○年至六○年間出版一系列作品，探討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以及儒教中國及現代命運，提出兩個論點。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呈現理智與情感斷裂，一方面在情感上依戀傳統，另方面在理智上全心擁抱西方文明。

但是否真如列式所言的？事實上已受到挑戰，魯道夫（Lloy I Rudolph and Suzanne Hoeber Rudolph）夫婦即是，據他們夫婦研究印度傳統及現代化過程中發現：傳統與現代之間具有非常複雜，甚至可稱為辯證（dialecyic）的關係，不僅傳統中涵蘊有現代性因子，而現代化本身中亦不乏脫胎於傳統的成分，甘地便是最善於運用傳統人物。誠所謂於空寂處見流行，於流行處見空寂。

劉勰在《文心雕龍》倡言：「文章是道的表現，道是文的本源；古聖人以文現道，用以治國現道；用以治國教化；聖人之經是文學作品思想的標準。」鍾嶸的《詩品》，也表現了觀照傳統的思想，清代章學誠從史觀上給予極大的評價：「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意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深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誠哉斯言！

意以為：各代文評雖有出入，但大體乃以真性情，反映社會現實的關懷為主流，呈現一種發抒情感、關懷生命的精神；這才是所謂有思想的偉大文學，這也才是遍觀中外文學後應有的時序百年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