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獻曾留下指控許福「通賊」之說者，係明人朱紈。據「明史」本傳，他是蘇州府長洲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曾歷官知州、刑部員外郎、四川兵備副使、廣東左布政使等職，嘉靖廿五年被擢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廿六年七月因倭寇作亂，朱紈改官「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筆者檢視發現，在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之時，曾於奏疏中三度提到許福。第一次，見於朱紈所著「甓餘雜集」卷二「章疏一」收錄、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上「閱視海防事」這篇奏疏，內中有提到：「……如今年正月內，賊虜浯洲良家之女，聲言成親，就於十里外高搭戲臺，公然宴樂。……又如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先被海賊虜去一妹，因與聯姻往來，家遂大富。」；除了許福，朱紈在該疏中還曾指斥當時鄉居的同安籍名儒林希元，謂其有「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并違禁物品」、以及不肯配合官方勦賊調派人力等等罪狀。第二次，則見於「甓餘雜集」卷之四「章疏三」收錄、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所上「哨報夷船事」這篇奏疏，其中有言：「……且中華人物，尚有通番通賊、背公私黨，不守畫一之法，如臣所參林希元、許福、張德熹者……。」第三次，則見於「甓餘雜集」卷之五「章疏四」所收「申論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一疏（文末記係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所上），其中有言：「……通夷通賊，如林希元、許福俱閩人。臣奏之，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間事……。」朱紈會在距第一次指控許福與林希元過了一年之後，又兩度再點他們二人的名，顯然是因第一次上疏後，沒達到朱紈想要的結果－－「嚴打」許福、林希元兩人，故才會再追加兩記。朱紈主持東南海防，第一要務就是要嚴申海禁、勦絕騷擾沿海之賊寇；而他會一再於上疏中提到許、林二人，恐怕是將之視為具有「指標性」意義、把懲治他們二人當成是斬斷「賊」、「夷」在泉州之內應的重大成果了。

關於朱紈指控的內容－－許福因其妹被海賊虜去、是以成了強盜的親家，更進而因此暴富的說法，迄今筆者還未能於其他如同時代來福建任職的官員、或在北京中央與海防事務有關的官員所上奏疏中，找到官方對朱紈之指控所作附和或反駁的說法。因此，當時的政府對朱紈指控許、林二人的反應如何，還有待進一步勘考。不過，以許福和林希元二人在地方文獻中被記載的情形來看，並未提到有因「通夷通賊」而吃了官司的跡象，連「明世宗實錄」亦未在記載朱紈歷次上疏時及於許、林二人；故朱紈的指控，當是不曾產生其所欲達的效果。「通夷通賊」的指控非同小可，如果朱紈真能拿出無從抵賴的切實證據，許、林二人只怕不可能免於官方咎譴甚且是牢獄之災；從這點來看，筆者認為，朱紈當時的指控，最後當是以「查無實據」而告終了。

關於明代中期倭寇擾亂中國沿海的史實，有一點筆者覺得無庸諱言：在東南沿海侵擾之「倭寇」，其有「內應」，確是事實；這一點，過去研究倭寇入侵的學者多有提到。一般人觀念中，多把「倭寇」等同於「日本鬼子」。其實，在被稱為「倭寇」者之中，十個人頂多才有一、兩個是真正的日本人（明代官方在檢覈勦倭戰役中所獲首級時，會把正港的日本人謂為「真倭」，以與一般中國強盜區分，賞格也會較高）；其他皆是原本在沿海與日本人、西洋人搞走私貿易、其後因官方海禁嚴厲才轉為打家劫舍的中國流氓。因為有相當數量的「倭寇」本是中國人，故其與家鄉勢家大族互通聲氣、彼此「合作發財」的情形確曾有之。「明史」朱紈本傳即言，東南沿海的非法海上貿易，係有「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朱紈或許是聽多了這類事情，才會把關於許福、林希元的風聲給稟奏皇上了。

關於朱紈對林希元的指控，「專造違式大船（雙桅或三桅船，可行駛至外洋）」等等，到底是事實與否，筆者沒有其他來源資料可資對勘。但朱紈之所以會有此指控，恐怕也非是全然「無的放矢」；因為林希元對於「國際貿易」，的確是抱著傾向開放態度－－若本土的海盜不論，在嘉靖間來擾東南海岸者，除了東方的「倭寇」，還有來自西洋的「佛郎機（泛指西班牙、葡萄牙人）」；雖他們同樣都是犯了大明的海禁，然而林希元對「洋人」的觀感並不差。在林希元所著「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收有一篇他寫給當時一位福建地區官員的「與翁見愚別駕書」，依內容來看，當是在嘉靖二十八年上半朱紈對「佛郎機人」進行一次攻擊之後所寫的。林希元在此信開頭便言：「天下事有義不當為，而冒為之。言之，則起人疑；不言，則貽民害。與其不言而貽民害，寧言之而起人疑。此仁人不忍之心。若今之攻佛郎機是也。佛郎機之攻，何謂不當為？夫夷狄之於中國，若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若北之胡、南之越、今閩之山海二寇，則當治兵振旅，攻之不踰時也。若以貨物與吾民交易，如甘肅西寧之馬，廣東之藥材、漆、胡椒、蘇木、象牙、蘇油、諸香料，則不在所禁也。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且其初來也，慮群盜剽掠累己，為我驅逐，故群盜畏憚不敢肆。強盜林剪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為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吾禦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於吾民也。官府切欲治之，元（林希元自謂）誠不見其是……。」以林希元的觀點，和「佛郎機」之間的交易有利多而無弊，不當禁斷。但對身負執行海禁任務之朱紈而言，「佛郎機」犯禁便該予驅逐；若林希元的這種論調早先便曾傳到朱紈耳裡，則朱紈會把他當「通夷犯」看待，也就不足為奇了。

還有一件事，是筆者必需要指出的、也是諸多探討朱紈與明代海禁的專書或文章中多不曾提及者：朱紈非常厭惡「閩人」，而這一點，朱紈甚至在上疏皇帝之時都毫不掩飾、不顧忌這是否會予人他是「戴著有色眼鏡」的質疑。就在「甓餘雜集」卷之五「章疏四」所收「申論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一疏中，於再度重提他曾舉發許、林二人「通夷通賊」之後，朱紈又臚列：近期間曾奏請要把「巡撫」降格為「巡視」、削奪朱紈執行海禁權力的御史周亮，是閩人；曾「躬拜夷館、交通賄物」而遭參問革職的禮科給事中黃宗，也是閩人；偷運私鹽、象牙、胡椒，遭查獲究辦之戶部主事宋曰仁，也是閩人。朱紈的臚列予人一種印象：凡是事關「海禁」、「賊」、「夷」者、絕不可信任「閩人」。而朱紈在奏疏中亦強調：像黃宗是被「廠衛」所參奏的、宋曰仁則是被「福建鹽運分司」的緝私人員抓包，這可不是朱紈自己所能指使構陷的。舉出這些例子之後，朱紈在奏疏中又言：「閩人上為朝廷耳目之官，中為司徒司課之官，下為海郡明刑之官，而通夷通賊，絡繹顯犯，其風俗可知矣。」－－而對於「閩人」的厭惡，朱紈在同篇奏疏中甚至還遠溯到自己家鄉蘇州府長洲縣發生的舊事，以印證「閩人」之刁奸可恨。朱紈所舉的例子，都是出身閩籍被派到長洲當知縣者：一個是郭波，朱紈稱其因為和長洲當地的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過節，便將劉家七人編入「糧長」，搞得劉家子孫後來因不堪承役而逃散四方、「家為之破」；而劉纓更因被郭波公開斥罵為「老賊」，竟是「旋踵而歿」、給活活氣死了。另一個朱紈痛惡的閩籍知縣是黃大廉，據朱紈所述：黃大廉也是因和當地一位官員「經歷顧乾」有點小摩擦，便將之「責禁致死」。顧家具狀向巡按控告黃大廉，而黃大廉隨後便因「侵盜庫銀」事發被革職為民；但嗣後接任之巡按亦係閩人（朱紈未寫出其姓名，依據清修「興化府莆田縣志」卷二十的黃大廉傳中所載，為黃大廉辨白者係御史陳蕙），便以同鄉之誼為黃大廉開脫，使黃大廉得以再度出仕；而顧乾的遺族見勢頭不對、也就不敢再重提控訴了……。

朱紈的種種指控，乍讀之下令人髮指，但細察其所言諸事，卻又讓人不禁質疑：有些事，朱紈是說得太誇張了。例如，像朱紈聲稱致仕尚書劉纓是被知縣郭波氣死一事，筆者查閱同樣是長洲人、「吳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所撰「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其中便有描述嘉靖二年時劉纓去世前的情狀：「屬纊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佳，稍就枕，卻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面貴。及旦，奄然而逝，寔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見文徵明「莆田集」卷二十六）－－依文徵明所記，劉纓之謝世經過，情狀很平靜，並無一絲動火氣的模樣。當然，古人講究「走得安詳」，文徵明或劉纓的家人，有意諱言劉纓實是大怒之下氣死，亦非不可能。然而，筆者再讀行狀中關於劉纓的子孫記載，朱紈奏疏中所謂「一編其家糧長七名」，導致劉家「子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為之破」云云，恐怕是沒影兒的事；因為劉纓家人丁單薄、湊不來這些人數。在嘉靖三年時文徵明作的這篇行狀中有詳敘：劉纓有一個兒子劉儆嘗，早年即卒，且其所娶妻妾當時也已身故。此外，劉纓還有三個女兒、孫子一人、孫女二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一人－－扣除不可能被派為「糧長」的女性遺族，劉纓的孫子和曾孫加起來也才三個人而已。朱紈之指控由何而來，令人不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