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六十
平平凡凡的我,迷迷糊糊的在這花花綠綠的世界上,度過五十七個年頭了。以男人平均壽命七十歲來看,五十七歲正好是四分之三多一點,就好像我已步入油盡燈枯的生命盡頭,回顧過去的歲月,依舊歷歷在目,感慨良多,幸好上蒼待我還算公平,給我比別人多了點寫作細胞,頗能自得其樂,也多少滿足些微創作的慾望,使我拉拉雜雜前後出版八本不算書集的雜文集,可是偏偏事與願違,我對寫作所抱的一腔熱忱,幾乎在十幾年前就被澆涼了。在那段鬱悶的日子裏,潛沉這十幾年的日子來,我常自我警惕,想別人,也想自己,對於許許多多事事物物的看法,總算豁然開朗了,使我有勇氣重拾銹筆毫不量力的往前試步,試將心聲貫注筆尖,傾瀉在白紙上。
我有一個孤苦的童年,小時候家裡好窮好窮,祖父母早年不善理財,把祖先留下來的田產,到我父親手中,已敗得精光,可說已是貧無立錐之地。古人說:「家道中落」,大概就是我家這種情形。父親雖然窮卻很喜歡唸書,小時候常看見他一天工作忙完了,或是在工作中利用休息的時間,躺在樹蔭下朗讀古書,像是秋水軒尺牘、儒林外傳、幼學故事瓊林,記得最常唸的一句話是:「字是隨身寶…。」由於父親重視文字,所以忍饑耐寒的也要把我們兄弟姊妹送進學校唸書,而且要唸得有聲有色,並要我們做一個現代化的「知識份子」。
無奈都因為資質魯鈍,加上家境的困阨,需要幫忙農事,以我當時落寞的心境,有著一份超越年齡的多愁善感,及喜歡脫離現實胡思亂想,我的作文和日記,幾乎通篇都是一些「強說愁」的無謂感嘆,幼小的心靈,總無法表達心中所想的於萬一,但畢竟總算找到發洩的所在,不致憋在心裡難過了,小學六年級時,有一次參加全校作文比賽,糊裡糊塗的得了第一名,師長同學都交相稱讚,有了這個鼓勵,使我從此鑽進作家的夢裡。既然有了「作家」這「偉大的志向」,以及有了終身奮鬥的目標,我自覺成熟多了,進入國中時期,我開始沉迷章回小說,發狂的崇拜著冰心、徐志摩和郁達夫,雖然家境因素,驅使我無法去買那些名著,然我總會千方百計透過關係向在浯江書院工作的同宗叔叔借來閱覽,當時開口西洋文學名著,閉口唐詩和宋詞、章回小說,洋洋自得意滿,更常與父親研究古文觀止,辯論舊時文學,李密「陳情表」;走起路來總是抬頭挺胸的,生怕人家看不見自己「學富五車,才高八斗」。
國中畢業那年,在當時救國團辦了一份青年月刊,裡面中學生園地幾乎是我發表文章的天下,而我在那時也剪輯了一本自己發表過的作品,逢人就拿出來炫耀,到處請人斧正。
除了國文和英文是我喜歡的課程,其他數、理、化等重要學科,幾乎跟我絕緣,因而我放棄就讀普通高中,而離鄉背井孑然一身到台中去讀一所二流私立高職學校,不過這樣也好沒有升學壓力,有更多的時間讓我寫作讀課外書籍,在我讀高職時,有幸讓我遇到一位赫赫有名「作家」導師「徐伯超」先生,擔任我們的級任導師,徐老師教我們國文,從此我們成了亦師亦友,成天討論文學寫作,我們更常常在報紙副刊上大打筆戰,而且樂此不疲。
學校學術很開放、很自由,同樣的徐老師教導我們也很開明,不會干涉學生做什麼事,所以課餘之時常討論文藝寫作或身邊瑣事,甚至如何追女朋友,從羅曼羅蘭、哈代、巴爾扎克到屠格涅夫的作品,那段日子過得充實而愉悅,也更奠定我走上寫作之路,令我看到更寬廣的世界,因此作家的夢更甜更濃了。
早上,我往往很早即起床,背一二首詩,白天上課,利用晚上寫小說、寫文章(由於我家境一直不好,所以我必須賣文換取學雜費),在那個時候,中部幾家二流報館,像台灣日報、大眾日報、大華晚報、民聲日報、小說創作及藍帶等都提供我高職三年的學雜費及零用錢,使我順利完成三年高工生涯。
高工時期同在學校唸商科很要好的女同學,看我過的是這種「不正經」的生活,斷定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所以就拜拜手與我說再見了。果然我一點出息也沒有,同是高工的同學,有的投考軍校,如今已官拜將軍,有的已是家財萬貫的企業家,只有我畢業返鄉幹這吃不飽餓不死公營單位的一個小職員,有一句俗話:「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的意思是:再笨再沒有用的人,也能在某方面有很少很少的成就的。高工三年,浸淫在寫作,自然手中積存了不少在報紙副刊以及在校刊上發表的作品,於是嘗試寄給台中一家出版社,也許因為同鄉的關係,獲得呂老闆的青睞,幫我出版單行本,終於我的第一本書「心語」就這樣誕生了,處女作寄到金門來,就被搶購一空,並再版三次,使一向對寫作狂熱不已的我,更加使我不斷的寫下去。人傻;大概老天就特別眷顧,加上年紀輕,衝勁有,那時散文、雜文銷路好,有了第一本書暢銷鼓勵,第二胎「我思我語」就交由苗栗七燈出版社出版,獲得一筆可觀的版權費,出版商當時的看法是,國內只有瓊瑤充滿夢幻式愛情浪漫小說吃香,其他都不甚高明,而拙作便是符合這種條件,果然書一推出更造成轟動,幾乎人手一冊,讀者信函如雪片飛來,有問候,有鼓勵,更多要與我交友的,使我受寵若驚,由原先的藉藉無名一夕之間文壇上成為家喻戶曉的「青年作家」,無形中也替江老闆賺了不少錢。從那時候結識國內國外有名的大作家,如陳若曦、郭良蕙、朱西甯、張秀亞…等等。
區區不才,野人獻曝,前後出版八本拙著,以我當時二十出頭毛頭小子,能有這般成就,也算是祖上積德,差可堪告慰了。
也許我這鐵飯碗的工作有保障,公餘之暇,我努力不斷的寫,「正氣副刊」是我筆耕最勤的園丁,猶記得六十年代金門文壇可說是最熱衷的一群,是我寫作最尖峰時期,我、楊樹清、榆林、孟雛、林媽肴、陳文慶、陳亞馨、陳長達、蔡顯然、陳為學、續美玲、許維權、許丕達、黃長福、洪春柳、藍茵…等等,幾乎把金門文壇炒的有聲有色,把「正氣副刊」當作筆戰場,火越燒越旺,幾乎無法收拾的地步,才由當時主編李錫隆(王哥現任文化局長)鳴金收兵,想起那段日子,過的真是快樂而實在,也可說是金門文壇最輝煌時期。
一個寫作的人,最幸運的就是作品有人登,有人出版,有人買,所以午夜夢醒,我總是雙手合十,先感謝老天使我活在世界上,得以從事喜愛的寫作工作,其次感謝各報社副刊主編,尤其要感謝「正氣副刊」主編,有一段時期,他源源不斷地刊登我的文章,讓我萬分感激,也使我受益匪淺。
那段時間大家都偏愛散文,所以各出版社相繼精心出版散文、雜文,曾經有一次台北水芙蓉出版社是其中相當有成就的一家,我野心勃勃的想託他們出一本,便自不量力的把作品收集好寄去,不久莊老闆寫信來,說我的作品只有一半合乎水準,希望我再繼續努力,假以時日一定為我出一本高水準的專集,我當時簡直羞愧地無地自容,事後,我心平氣和的把作品自我檢視一番,發現裡面的確全是些無病呻吟的幼稚之作,從那時開始,我再也沒有寫過一個字,甚至連筆也沒有力氣碰一下。
直到民國七十九年間,才由久違的樹清兄在台北創辦「金門報導」雜誌,邀我加入他們志工行列,也因為敬佩樹清兄辦報的理想,及為家鄉犧牲奉獻的精神所感動,毫不考慮加入在金門地區採訪、攝影及寫專訪與批判時弊的工作,為無孤小民請命,是我當時極為樂意做的事,可說是置之死生於度外,因為是戰地政務時期,軍管時代,所寫雖是切中時弊,但也不得不越寫越心驚膽顫,怕一個不小心被扣上造反叛亂異議份子的罪名,何苦來哉!
其實民主時代,正當國家多難之秋,還不能讓知識份子說幾句該說的話,抱殘守缺,諱疾忌醫,掩耳盜鈴,自我陶醉,社會怎麼會進步?國家怎麼會興盛?想到這裡我便釋懷了,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不但毫髮無傷,而我所報導出來的由於言之有物,有憑有據,更得到當局重視,改弦更張,痛改前非,甚至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一個勵精圖治的主政者,能廣開言路,察納雅言心態是正確的。也因為彼此都執著於共同的理想,即使是自掏腰包的贊助款項(因為金門報導是贈閱經費是靠贊助發行),也都甘之如飴。
正當幹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之際,由於經費缺乏,可惜就這樣夭折了(自79年至83年),僅維持了五年光景,宣稱階段性任務完成(81年7月戰地政務解除),言論自由與開放,「金門報導」好像不再存有那時的價值和意義;而我一時間覺得徬徨無助。從那時候起,屈指算來倏忽十四年時光不再動筆,幾乎與文字絕緣,不再讀書,也與外界隔絕。正如黃山谷所說:「三日不讀書,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沒有寫作,沒有讀書的這段日子裡,整日恓恓惶惶不知忙些什麼?面目到底可憎至什麼程度,自己也不得而知了。
近年來,年紀漸長,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或成家立業,各有各的世界,我空閒多了,無所事事,那種孤寂之感,偷偷地向我襲來,禁不住的走出去參加太極拳、國標舞及社交舞運動,我一向秉持「做什麼要像什麼」的態度,只要我想做的一定要盡全力完成,因此我在國標舞及社交舞蹈運動方面有莫大的成就,也許有人不相信我擁有教練和裁判舞蹈證照,與妻搭檔常出外比賽,獲得許多獎盃及獎狀,並志願擔任舞蹈總幹事,承辦前後加上今年共四屆金門縣長盃,頗受地區長官讚賞,也許是因為鋒頭健的關係,做事的方法不甚高明,與同道理念相違背,因此不再有往昔那種對舞蹈的熱衷,犧牲奉獻,無怨無悔衝勁,像打敗仗似的退陣下來,自哀自怨之餘,幸好妻一再鼓勵慫恿我說:「寫作是你的第二生命,既然如此,為什麼不重新拿起筆桿,再度嘗試著創作,既可消遣,又可增加知識,何樂不為呢?」無奈我十幾年沒有執筆,不但是文藝界的一名逃兵,也與紙筆絕緣,什麼都脫節了,叫我寫什麼?如何下筆?因此我躊躇、膽怯。前幾天遇到一位久別的文友,他問我:「什麼時候再拜讀大作」,這句話如醍醐灌頂,同時又看到了近幾年來才從事寫作的後起之秀,他們出版的專集不但擲地有聲,所寫出來的作品鏗鏘有力,態度認真,用力甚勤,他(她)們的聲望、名氣,早已超過區區小可王某之上,使我相形見絀,黯然無光-雖然我的寫作年齡比他(她)們要早幾十年。但是我已步入花甲之年,手中所能把握的時間用來寫作幾乎少之又少,尤其在寫作這條漫長崎嶇的道路上,徒然走了四十幾年,儘管曾經停停寫寫,回首過去,已屬不智,對不可知的未來,也不必費精力去猜測去預料了,只有認真的寫下去,不管遇到多大挫折,我相信今後不會再停筆了,也不管走得多慢,絕不灰心氣餒,仍會繼續走著,直到我生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