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否定面立說的論者，則以葉石濤、白少帆、彭瑞金、王拓為主，葉石濤說：「不幸，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年代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落為政策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
秉持折中態度的論者隱地，則說本階段「作品有血有淚，真實感人，然而時日一久，逐漸演變為主題重於一切，口號充斥於一般八股之中，毫不講求技法，導致後來一般人對『反共小說』的排斥心理。」
究其實，以上正反雙方的評騭，都是事後諸葛，彼時，官方政治及社會型態上一言堂，反共懷鄉文學遂在多音交響的文學主題類型裡脫穎而出，取得宰制力量，成為那個時代唯一的高音，是不爭的客觀事實。而那些反共意識型態及主題掛帥的文本裡，大部分並沒通過時空及文學檢驗，也無可諱言。
日後，繼而由這時代唯一的高音裡，漸而引起了不少作家的自覺及反彈。即使如朱西甯曾摛文自我辯護（話說回來，這不正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他在1994年1月3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副刊〈豈與夏蟲語冰〉一文為自己寫作生涯作一番回顧時，提到反共文學的議題：「自五○年代中後期至六○年代初期，這期間我的作品多半收在《鐵漿》、《狼》、《破曉時分》三部集子內，就我所拜讀的相關評文論者多將之定位『懷鄉文學』，都只因這些作品大抵取材於清末民初事之故。以取材的時空來為作家作品定位定名分，且作取決的唯一依據，自然不合宜。無視於思想表達內剖析，復無能於意境露的解讀，應是論者的懶與粗，尤凸顯其學養不足與眼光短淺。」儘管如此，那麼我們要問，為什麼朱西甯絕口不提自己處女作短篇小說集重光文藝出版社，1952年初版的《大火炬的愛》呢？根據台灣五○年代文學專家應鳳凰教授所言，曾經有某雜誌約朱西甯為此書寫篇稿子，朱西甯怪起主編「真是哪壺不熱提哪壺！」他認為這是自己「不堪回首的幼稚之作」。儘管當時名家陳紀瀅為此書撰序，朱西甯當時確為政治任務及意識型態所拘限，這是事實，即如〈贖罪〉〈糖衣奎寧丸〉〈拾起屠刀〉三篇，反共意識明確，「致力揭發中共貧窮、屠殺、無人性」，「描寫鐵幕黑暗及共黨可怖的欺騙手段。」
朱西寧此舉，以今日之我，反昔日之我，或竟無必要。文學風潮和社會意識型態息息相關，二者結合為一總體性。我個人的看法是，文學主要是一種表現，即使政治主題掛帥，表現得體，照樣是佳作。即如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姜貴的《旋風》等小說佳構受到讀者的喜愛與推崇那樣。因此依我個人看來，反共文學或老兵文學理應更受正視，應擺脫時代及政治侷限及意識型態的包袱，最後再以文學表現為最終考量的依據。
反共文學、懷鄉文學、戰鬥文學、大兵文學、老兵文學，且魂兮歸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