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幻歷史音樂劇《捕鼠記》，10/14-15在陽翟金東電影院連演三場，題材取自金門的軍管時期，當局規定的「鼠疫防治」措施——要求各家戶上繳老鼠尾巴作為滅鼠的「KPI 」。
　　1950年代金門曾經爆發鼠疫，軍方迅速引進現代公共衛生的治理方式，鼠疫很快在島上絕跡，然而，滅鼠政策卻延續多年，變為一種社會控制、軍事動員的手段。《捕鼠記》將這段金門故事與聊齋〈促織篇〉融合，表達動盪時代下，小人物幽微、無奈的抵抗與妥協。
　 然而，《捕鼠記》不只是一齣改編史實的音樂劇，除了過去的故事之外，我相信編劇、編曲和製作人同樣關注現在和未來，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由「過去」和「現在」發展而成的「未來」。換言之，《捕鼠記》不僅是金門過去的再現，對於當代觀眾而言，也能作為未來的某種預示，有些話它隱晦但語重心長的想告訴臺下觀劇的我們。
　 在全劇開場的第一首曲子中，當眾村民合唱「戰爭疾病饑荒、一再輪迴重來」時，藉由過去想像未來的傾向已經有了端倪。誠然，該詞曲更顯而易見的功能是塑造動盪不安、人心惶恐的時代氛圍，不過由最非寫實的歌唱型態，齊唱出歷史感如此強烈的歌詞，似乎不能僅僅理解為劇情敘事的手法而已，它同時也在暗暗提醒觀眾，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厄運之間存在密切關係。然而，我之所以認為《捕鼠記》亦對現在和未來有所關懷，關鍵還是該劇的最後一首曲子。首先，這首歌曲談及的時間跨度極大，劇情時空從70年代迅速推進至92年金門解嚴後，開始「有了高樓大廈機場醫院」的「現在」。再者，歌曲中眾人唱到要「向過去告別」，但又「希望某些事物被留下」。在我看來，這看似矛盾的情緒，反映的正是金門解嚴後所面臨，而且至今能隱隱作痛的定位問題。
當李登輝在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中共不再被視為「叛亂團體」，而是控制中國大陸的政治實體，金門也得以擺脫「反共前線」的戰地身分，以及長期加諸於社會的軍事管制和動員任務。然而，向作為前線的過去告別後，迎來的卻是同樣非出於己願的「離島」身分。況乎，軍管時代的結束原本看似意味的是「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金門社會卻出現嚮往過去的懷舊心態，潛藏在這一現象背後的，是從「前線」變成「離島」，居民對於某些現狀的失落與不滿。金門人究竟是誰？未來該往何處去？如此發自內心深處的疑惑和焦慮，仍然存於某些我所熟識的金門友人心中。雖然向過去告別並沒有任何對錯之分，況且也沒有人真正願意回到，那個人人須上繳老鼠尾巴的年歲，但是還沒能夠被回答的問題也依舊會如餘波盪漾。
　　寫到此處必須強調，探討金門定位的議題，不一定且很可能不是《捕鼠記》製作的初衷。然而，即使僅如蜻蜓點水一般，它依舊觸及了金門社會某些問題的核心。我認為究其根本原因，即是該劇不僅再現過去，也同樣關注現在和未來所致。進言之，《捕鼠記》能建立觀眾的歷史感，將單純對於過去的理解、再現，轉變為對過去與現在或未來之間關聯的一種意識。許多觀眾在演出當下的狀態都是「感動涕零」，即使在結束後仍久久不能平復。最後一場謝幕時，受邀致詞的金門觀光處處長，甚至難掩悲傷的情緒，在舞台上淚流不止。如果不是《捕鼠記》亦關懷現在和未來的傾向，得以成功將祖父輩的記憶與今日連結，使當代觀眾有所意識，進而挑動其內在的深層情感，多數未曾經歷過軍事管制的我們（我想也包括台上的演員們），又如何產生如此巨大且強烈的共情之感。
　　最後，我想再提一點個人對《捕鼠記》淺薄但有趣的觀察。在演出前一週和該劇製作人蕭柏凡的某次談話，我們討論到涉及「歷史哲學」的問題。其實，我也沒有深厚獨到的見解，但當時正好讀到19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1812－1870）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我很喜歡也認同赫氏在書裡頭對歷史的見解，於是現學現賣的拿出來分享。赫爾岑說「歷史是一支雜亂無章的即興曲，它沒有綱領，沒有預定的目標，也沒有不可避免的結局，它準備跟任何人前進，任何人也可以把自己的詩句插入這支曲子，哪怕它的聲音響一些，它仍是他的詩句，整個詩篇不致因此中斷，過去會留在它的血液和記憶裡。」當下說完後，這件事也就過去了，沒想到，正式演出竟又讓我想起了赫爾岑，發揮作用的仍是最後一首曲子。當《捕鼠記》全劇進入尾聲，眾人合唱「讓時代的悲歌停止在這一刻，只要記得有那一首歌，唱著悲歡離合，這首歌會一直唱著，有沒有可能這只是一首歌，啊這首歌。」當然不只是該曲的詞， 還有齊唱的型態和劇場當下的氛圍，都令我聯想到赫爾岑對歷史的詮釋。對於金門而言，某個特定時代的悲歌停止了，但這首歌仍將在齊唱之中，由我們一直唱下去。
　　《捕鼠記》告訴我們一齣音樂劇，若其宣稱以歷史為題材，則不僅應具備足夠的歷史感，或許本身就該蘊含自己的歷史觀。文末是老話一句，希望更多人一起支持金門孕育的創作，這是能在這塊土地上種出最源遠流長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