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寒假結束，父親牽著我到一所軍事機關的子弟小學報到，香港來台才一個多月，祇會講廣東話，國語聽得霧煞煞，教務主任「建議」父親把我降級，以便適應環境。於是自下學期起重讀半年，心不甘情不願地被編到三年甲班（同年級僅有兩班），導師姓王，金門人。
由於香港的小學是以廣東話教學，每週祇上一堂國語課，又不教注音符號，所以插班後仍然是雞同鴨講，但國字總是認得，祇要寫在黑板的作業，回家後都照寫不誤，然而口頭規定的功課都會漏寫，第二天檢查功課可就慘了，屢屢挨打手心，曾經視上學為畏途。後來總算她有良心，將班上唯一的廣東人女生調在我的旁邊坐，權充翻譯，終於我不再冤枉被打。學期結束時，全班45人，我考38名。
王老師的身材薄如紙片，記得她量體重時，被我偷看到是38公斤，但用藤條打人卻孔武有力。那時正值八二三炮戰，課堂上常聽她宣傳戰況如何激烈，至於金門在哪裡？對剛來台灣的我而言毫無概念。當時班上有幾個同學的老爸是機關的長官，她都和顏悅色，予以差別待遇。
有一次校長的兒子玩弄我的墨盒（當時的學生都是用硯台磨墨），搶奪之下，導致墨汁濺到衣服，告到她那裡，結果我要罰抄書三遍，闖禍的人祇罰抄一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後來我出來教書，立志必須有教無類，不論省籍、性別、家庭背景皆一視同仁，絕不偏心。
也許因她是眷屬，祇有高中程度（不是本科），很在意師範畢業的乙班導師之教學績效，如果月考成績不如人，情緒就很不好。四年級上學期的國語測驗有一題（2分）是考燈的單位，全班祇有我寫的是「一盞燈」，得到100分，連她的幾個得意門生都寫錯，她一面罵一面哭，恨鐵不成鋼！另一件事是同年的作文比賽，我意外地得第一名，代表全校去參加台北市的比賽，從此對我另眼看待。
1961年，在北投讀初中有遇到兩位從金門中學來的老師，其中一位是金門高粱酒的鼻祖葉華成先生，他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曾在星加坡經商，很有派頭，咬著菸斗走在街上昂首闊步，虎虎生風，學生不敢不敬。他教英文文法很有一套，在黑板畫了時間座標，打上幾個記號，將時態的現在、過去、未來完成式，講得清楚明白。晚上他是長安東路的「美爾敦英語補習班」名師，後來聽說他轉到復興高中任教。
另一位同時到校的數學老師姓許，綽號「老頭」，他和葉老師是同鄉好友，教學有方，來上課時都是夾著木圓規和三角板來教幾何，此人可怕之處是常將精神不佳的學生叫到跟前，以詭異的眼神詰問：「昨晚是否有打手槍」？這兩位重量級的老師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教資優班，口袋深藏著一條「虎骨鞭」，據說是在開電器行的同學家中取得。那是一節可折疊的白色粗電線，使用時伸展開來，就成為他們的「降魔法器」。
許老師不幸在我們畢業前一個月因肝癌逝世於台灣療養院（今台安醫院），才四十出頭，不能叫「老頭」。第二年我們去圓山的護國臨濟禪寺上香，是畢業後的第一次「同學會」。葉老師來台後始終未回去金門，2002年「新台灣新聞周刊」的記者來石牌訪問他時，祇淡淡地說：「除了金門酒廠之外，別的沒有地方想要去，我祇要收復我的酒廠」，同年病逝，享壽89歲，生前與女兒曼麗合著一本「英文法速成秘笈」（三思堂文化公司出版）。
2013年5月，畢業52年後的小學同學會，知道王老師很早就退休，女兒嫁給榮總的醫師，過得很好。第二天我和兩位同學到天母去看她，每人包了一個紅包給她，我們的名字早已忘記，不過後來聽她的女兒說三個紅包都壓在枕頭底下，捨不得花，她活到90多歲才做完人生功課。
2009年，金酒公司斥資一千餘萬將葉老師的舊金城故居整修為「金門高粱酒史館」，11月7日，老師的後人都參加揭牌典禮。巧的是金門有兩位同名同姓的「葉競榮」，包括科羅拉多州大學電機博士（曾任中山科學院核能研究所）的老師長子，以及戰地任務時期的最後一任（第18任）金防部司令葉競榮中將。2019年，我來此向他的雕像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