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編《金門當代文學大歷史》破天荒收錄朱西甯、楊牧、林佛兒等幾位台灣文壇作家為金門當代文學作家，頗跌破許多人眼鏡。朱西甯和林佛兒兩人的金門文學作家身份，《金門當代文學大歷史》書中沒有特別交待。黃錦樹別出心裁，質疑朱西甯在《八二三注》為何以虛構的小說體裁來承載一個時代史實？但殆無疑義的，朱西甯只憑這部金門背景的長篇鉅構便足以名列金門文學史冊；而應鳳凰論列既是台南作家又是金門作家雙重身分的林佛兒，當然緣於林佛兒在其軍旅金門留下散文集《南方的菓樹園》，書中有一專輯〈金門之歌〉。至於楊牧，我在書中寫了一篇〈葉珊（楊牧）的另一個故鄉〉，緣於葉珊文本古典與浪漫雙重具足地和金門這座島嶼的內蘊肌裏及精神相互契合，金門這座島嶼的物質與精神，充盈著古典與浪漫質地，金門可算是葉珊（楊牧）文學心靈的故鄉。
葉珊在求學時代親炙幾位師長如徐復觀、吳楚卿，和出國留學時師承的陳世驤和卜弻德，雖都偏重古典傳統，但他們也以現代觀點重新闡釋古典傳統，職是，卻有著現代性的。耳濡目染下，不妨這樣說，年輕時代的葉珊可歸屬於現代主義那種具個人主體、自由下的浪漫抒情--浪漫主義強調文學藝術是情感思想的表現；年事漸長的楊牧日趨服膺古典的秩序、理性、簡樸、沉靜及莊嚴。而作家的創作歷程，前後年代及其作品是可以互文性論證的。《葉珊散文集》裡如〈綠湖的風暴〉、〈水井和馬燈〉、〈料羅灣的漁舟〉、〈在酒樓上〉著墨金門的那幾篇，本質性地參融在古典與現代浪漫之間。我在〈葉珊（楊牧）的另一個故鄉〉拙文對此有所辯證及釐清，此不再贅述。這裡不妨再另從其他幾個觀點略談文學史上判讀作家身份歸屬的問題。
2002年，台灣成功大學「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楊松年教授發表〈給書寫台灣文學史提一些意見：整理新馬華文文學史的經驗〉，文中提到三十年代新加坡作家丘士珍在1934年3月1日《南洋商報》獅聲副刊寫了篇〈地方作家談〉文章，她針對「什麼是地方作家」時指出：「凡是在某個地方，努力文藝者，曾有文藝作品貢獻於某個地方者，無疑地我們應該承認他是一個某個地方的地方作家。」
另外一位發表相關議題的是1943年撰述《臺灣文學史序說》的黃得時，黃得時認為臺灣文學史的範圍和收錄的對象，可概分為五類：
一．作者出身臺灣，文學活動在臺灣實踐的。二．作者出身臺灣之外，但在臺灣久居，文學活動也在臺灣實踐的。三．作者出身臺灣之外，只有一段時間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之後又離開臺灣。四．作者雖然出身臺灣，但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實踐。五．作者出身于臺灣之外，而且沒有到過臺灣，知識寫了有關臺灣的作品，文學活動地點也在臺灣之外。
若依丘士珍「凡是在某個地方，努力文藝者，曾有文藝作品貢獻於某個地方者，無疑地我們應該承認他是一個某個地方的地方作家。」的方法，葉珊（楊牧）之作為金門作家是理所當然的；而黃得時分類法的第三類「作者出身臺灣之外，只有一段時間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之後又離開臺灣。」那麼，把台灣替代為金門，葉珊是「出身金門之外，只有一段時間在金門進行文學活動，之後又離開金門。」當然也可以歸屬於金門作家了。
其次，文學史的建構是或不免有主見（或偏見）的結果，中國大陸復旦大學教授戴燕在《文學史的權力》一書特別標舉，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歷史主義的神話」，這裡所謂的神話不是指偏負面義的「虛構」，應該是坎伯解釋神話時所說的「幫社會的運作體系作背書」，一種正向的功能。即文學史無非也是社會運作體系的一種。戴燕說文學史是「歷史主義的神話」，其重點在「歷史主義」。她引章學誠在《書教．中》勸喻後人最好懷著讀史的態度，去讀一代代累積下來的詩文集，通過以文為史的閱讀，在各自心中完成那不可言說的歷史的構建。所以說文學史的編撰，其核心在於完成對文學--包括文人、作品及與此相關的諸多現象的歷史敘述。是一種在歷史的想像中進行的追憶，或者說是如盧卡奇所說的那種在歷史實踐中進行的總體性辯證法。
1963到1964 年這段期間，葉珊（楊牧）軍旅金門，是他文學生命的一個重要支點，他在這座島嶼上他寫下許多篇章，是從浪漫抒情彎道朝向古典節制，同時從個人自我趨往社會群體層面的思考。在金門山后，那埋沒在戰地黑夜裡「六合幢」接合的村莊、在金城的酒樓上，那酒樓真美，雕了許多花，許多鳥獸、在料羅灣的漁舟，如貓咪的眼，如銅鏡，如神話，如時間的奧秘、在小小的山坳裡，一下子看到四口井，美麗的水井與神奇的馬燈，水井與馬燈是古典與浪漫永恆的象徵……。凡此種種，我們判定葉珊（楊牧）文學生命的支點落在金門，這一點也無庸置疑。
還有一個觸發點，使我決意收錄楊牧為金門作家之列，即黃得時提到陳芳明在〈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15卷第10期。1999年8月。頁166）這麼說：「（進入解嚴時期之後），在臺灣社會裏，任何一種文學思考、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都是屬於主體。所有的這些個別主體結合起來，臺灣文學的主體性才能浮現。因此，後殖民時期的臺灣文學，應該是屬於多元性、包容性的寬闊定義。不論族群歸屬為何，階級認同為何，性別取向為何，凡是在臺灣社會所產生的文學，便是臺灣文學主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略）在解嚴後，本土應該是跨越悲情與受難，而對於島上孕育出來的任何一種文學都可劃歸本土的行列。更擴大一點來說，既然是經過臺灣風土所釀造出來的本土文學都是屬於本土的，則皇民運動時期的日本作家如西川滿、莊司總一、濱田‧雄等人的作品，也都可以放在臺灣文學的範疇裏來討論。同樣的，戰後的官方文學，或少數被指控為御用作家的作品，當然也可以納入臺灣文學史的脈絡來評估。歷史原不擇細流才能成其大。有過殖民經驗的臺灣，自然比其他正常的社會還更複雜，因此表現出來的歷史記憶與文學思考也來得出奇的繁雜。」
黃得時對陳芳明上述說法表示贊同，但建議他宜把「解嚴以後」這前提取消。殊不知陳芳明的殖民、再殖民及後殖民史觀正是其構建臺灣新文學史一以貫之的歷史進程及關照。那麼，我們的金門文學史所秉持的歷史觀點又是什麼？
我的答案是「流離」，或者說是「流離共同體」。在我看來，金門住民無一不是外來的流離人口，金門從魏晉南北朝、晚唐代、五代十國到明清、民國以降，凡是來到金門或從金門外移的子民的，就算是周流四方的「流離共同體」的一份子，楊牧（葉珊）在1962年以戰爭因素軍旅金門，自然也是一種流離，可以歸類為金門文學作家。
受到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逆增緣的啟發，我不由思考，金門文學偏居一隅，夾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可海峽兩岸的文學史都不處理金門文學，那金門文學該何去何從呢？我對此慢慢摸索出應對之道，且發現吾道不孤，台灣文學及學術界也日漸關注及此，先後對「島嶼文學」、「邊界文學」、「台灣大文學史」的議題裏有所著墨。即如2019年7月16日，「臺灣中文學會」理監事一行20人，應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之邀，蒞臨金門。雙方舉行了一場「邊界文學與文化研討會」籌劃會議，會議中尤以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楊儒賓意見最值得參考。他說金門曾經是「文化福爾摩沙」的產婆，金門是台灣文化之母，對比今日，他拈出「邊界文學」一詞，彰顯了一種文類的可能性以及金門文學當前在台灣文學旁的處境，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兩處地域或文學都處於邊界。唯楊儒賓下面這段話：「金門文學也不是邊界島嶼有意創造出來的，它是來自三江五湖的殘兵、抓伕、流亡學生被命運擠壓到這個島嶼後成為戰士，並由戰士蛻變為捍衛自由的詩人的產物，它源於命定的自由意志，也源於自由意志的命定，它是繆思女神對這座堅忍的島嶼最慷慨的餽贈。」楊儒賓這裡所言只局限在金門軍旅文學，不大周全，還有待補充，因金門文學至少必須包括「金門海外僑鄉文學」、「金門軍旅文學」和「金門本土文學」三大區域。
其次，「台灣中文學會」的「邊界文學」說和晚近興起的島嶼研究及「島嶼文學」有著相當的串聯關係。「台灣文學學會」前理事長黃美娥曾在台灣大學開設「臺灣島嶼文學研究」，課程中所謂的島嶼，主要指台灣，其次包含環繞附近的金門、馬祖、澎湖等各大小離島。黃美娥把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納入議題，顯見為日後的「台灣大文學史」預留伏筆，或至少可說是「島嶼文學」和「台灣大文學史」二者相互唱和。關於「台灣大文學史」，我曾請教黃美娥，確認是她於2021年在一場以此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首次提出。至於金門文學應納入台灣文學史與否？這是另一個議題，我並沒有預設的答案。楊儒賓說他相信冷戰時期在這座島嶼留下印記，或參與這座島嶼的意義的文學，如洛夫、鄭愁予、楊牧、管管的詩歌，有可能在未來的文學史留下一席之地。問題是在哪裡的文學史留下一席之地？是進入台灣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這點值得再思考，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們應該先進入金門當代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