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父親總會找我談起他對生命終點的想法。他沒有說太多，只輕描淡寫地提到：「到最後不要急救，只要舒服地走就好。」
他說得平靜，但我聽得不安。這樣的決定，怎麼能只對我一人說？我回應他：「這件事得全家人一起談，不能只有你和我之間的口頭約定。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生什麼，我一個人是無法作主的。」
父親的話讓我不自覺地回憶起幾年前，我們一家陪伴阿公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的日子。那段時間，假日的家庭活動變成了一起到醫院探望阿公。醫院彷彿成了另類的家庭聚會場所，親戚們輪流現身，閒聊、交換訊息，甚至彼此留意誰來了、誰缺席太久。家族中的八卦與秘密，往往不是從本人口中流出，而是由照顧阿公的外傭阿芳偷偷轉述。
我記得那時候的醫院，雖然人來人往，卻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荒涼。進去的人大多急著離開這片白皚皚的空間，彷彿健康與活力只存在於病房之外。能夠出院的，是那些還有力氣的人；而留下來的，是愈來愈無力的身體與愈來愈沉重的心。
有一次，醫生告訴我們，阿公的情況可能需要截肢，但也可以選擇安寧療法。我記得那天大家圍坐在病房內討論這個選項，沒有誰哭，但氣氛像是被壓縮的空氣。阿芳忍不住紅了眼眶，她輕聲說：「阿公真的很辛苦……」我媽連忙安慰她：「別擔心，阿公會好好的。」那句話說得輕巧，卻也透露出我們多麼希望奇蹟發生，即使心裡明白，那或許只是種自我安慰。
那場關於「要不要截肢」還是「走向安寧療法」的討論，其實沒人敢說破的是，我們怕的不只是死亡，而是死亡來臨的方式。截肢，也許能延長幾個月的生命，但那會是什麼樣的日子？是疼痛、是折磨、是不能起身、是躺在病床上的等待。而安寧療法，聽起來像是一種體面的退場，但實質上，是放下「搶救」的最後一線希望。
有人說：「還是先試試截肢吧，也許之後還有機會恢復。」也有人低聲說：「可是阿公已經吃不下東西，走路也不行了，這樣真的還要讓他再受一刀嗎？」那場討論沒有爭吵，卻無比沉重，沒有人願意成為說出「我們放棄吧」的那一個，因為那彷彿是一種殘忍。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種拉扯的沉默--愛一個人，是想讓他活下去，還是讓他走得好一點？我們都想做對的決定，可到底什麼才是對的，誰又能說得準？
阿公過世後的某一天，我們在聊天時忽然想起他當初被截去的是哪隻腿。結果，沒有人能確定。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們以為已經接受了悲傷，卻也用遺忘來包裹痛苦。我們總說最辛苦的是病人，可身為家屬，在這過程中又何嘗不被折磨？看著親人一步步走向終點，卻什麼也幫不上，我們只能努力撐住日常，假裝一切還能正常運轉。
當生命的選擇權落在我們手中，我們究竟該怎麼辦？說不急救，是一種解脫；但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刻，內心卻也難以真正坦然。因為你知道，這不是關於一條指令、一個按鈕而已，而是關於愛、責任與無法言說的愧疚。
所以當父親把這個議題拋向我時，我才會感到如此惶恐。我知道這是他深思熟慮過的選擇，也知道他不希望我們為難，但我也明白，那不是一句「不要急救」就能結束的對話。這背後牽涉的是整個家庭的情感平衡，是我們是否準備好說再見的勇氣。
或許，真正的準備從來都不是「下好離手」，而是一場漫長的對話，一次次提醒彼此--怎麼走，才是對一個人最後的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