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自己起心動念要撰寫金門家鄉的文學史。研讀時下的地方、區域文學史，其文筆洽博精深者有之，老嫗能解者有之，陽春白雪，各有所長。自己暗忖，該怎麼在群籍中，博學約取個屬於金門和個人的專長和特色呢？自己考量的思路是這樣子的：
基本上，自己是個文學創作者，深知「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學知上如有所缺憾處，那麼至少在文學修辭方面必須給予補足，直言之，我想讓這部史論呈現出相當程度的文學創作質性，而不僅止於是歷史考據的論文，即如司馬遷之於《史記》，蒙森之於《羅馬史》——相較於英國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蒙森的文字洗煉，敘事富生動戲劇性，人物形象描摹鮮明，其文筆顯見更為嫻雅成熟，諾貝爾文學獎贊譽其文本是「歷史寫作藝術」，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怎麼讓金門現代文學史論寫得像是一冊文學創作文本？進而呈現「文」、 「史」兼具的雙贏局面呢？其實，以中國傳統文學特質來說，一言以蔽之，無非就是在抒情性這點給予強調，且讓它形成一種個人風格及全書語調境。
我不由聯想起一則由王德威轉述的、關於沈從文的典故（王德威著，《現代傳統四論》2016，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頁9））。一九五二年，沈從文在赴四川土改期間，曾經寫了封信給妻子張兆和，他特地舉《史記》為例，談到中國歷史的兩條線索——「事功」與「有情」：
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換言之，作者生命是有份量的，是成熟的，又都是和痛苦憂患相關，不僅僅是積學而來的……年表諸書說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傳卻需要作者生命一些特別東西……即必須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沈從文家書：1930–1966從文、兆和書信選》沈從文 張兆和著，1998，台灣商務印書館，頁186–187）
沈從文這封信裡所要表達的是什麼呢？他強調了史傳的重心在「有情」，他所呼應的是司馬遷與屈原的心志。我也從渠等行止獲得穎領悟，我在把金門文學作為一種史傳來論述的時候，在把地方文學史論的重心放在作家的時候，我必須見賢思齊，出以一種抒情的筆法，而這種筆法，其內在隱衷正是屈原〈九章〉：「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以抒情一辭，是有內有外二者彼此交融意涵的，這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屢有著墨，如其〈體性〉、〈風骨〉、〈定勢〉、〈情采〉諸篇，莫不是合「文」（辭）和「心」（性）二者而說的，此不另贅言。
一般說來，中國歷代史書編撰的體例有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而編年體寫時年，紀傳體寫人物，紀事本末體寫事件。放在晚近文學史書來看，一九八○年代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九○年代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施懿琳、陳建忠的《台灣的文學》，大致上都採「編年體」，按照年代敘述重大的文學事件與作家；趙遐秋、呂正惠的《台灣文學思潮史綱》，以思潮史觀取代作家論。孟樊、楊宗翰二人合撰中的《台灣新詩史》，轉以「紀傳體」為體，將詩史還原為詩人史。文學史體例書寫的重心取捨，值得留意的至少還有下列二項：
其一，龔鵬程在其《中國文學史(上）》書中表示，文學的重心不在作家或作品，端在文體。所以他全書係以文體的流變為主軸。
其二，施懿琳和楊翠在其《彰化縣文學史》一書中說：「突顯『區域性特色』，最重要的要能將該地的『土地』與『人物』的歷史記憶緊密結合，以呈現它之所以異於其他地區之處」也就是說區域文學史當以「人物」為中心，觀點僅是輔佐在國族文學史的大脈絡下，審視作家個人發揮的作用與特色，作家們的成就即是當地的特色。
「區域文學史當以人物為中心」，這立論深得我心。假如要寫金門現代文學史論，當然隸屬區域（地方）文學史，因此可參考施懿琳和楊翠兩人觀點，以「人物」為中心，把全書重心擺在紀傳體，再把各體裁及文學思潮下書寫的作家暨作品，一一論列，描述其文學姿影——想見這姿影既有時代的時運交移，又有個人一己的情思質文代變，而最後歸結在作家一己身世、生命息息相關的抒情性，一如沈從文筆憂患意識下的「發憤抒情」。
王德威編撰、導讀的《台灣：從文學看歷史》一書（台北，麥田，2005），在議題與作品詮釋的新體例上，近似中國大陸學者陳思和所編著的《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亦即體例區別了以文學史知識為主，而以文學運動和創作思潮為主要線索的書寫方式，改採以共時性的文學作品為主作具體分析。該書也有強烈的文學史意識，依然將重大的思潮與運動作為每章導論，而形成一個個的議題。王德威此書，在議題的設定與選材詮釋上，顯示了其獨特的觀點，以議題為主的敘事策略，議題之設定與調動跨時代作品之用意昭然若揭。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全書拋顯了作者極為精到的文學修辭，王德威筆下的文學史其完整性並非絕對重要，而意欲為讀者引發借古寓今的現實反思更為作者所介意。擬定金門現代文學史論的敘事修辭，亦將取法前賢，將「史」和「文」彼此結合，除了關照到「多元」和「歷史」原則，更加強調修史的「審美」和「個性化」的原則及精神。
據齊克果自敘，年幼時，他的希臘文老師會以一種哲學的方式，教導他希臘文法，譬如老師會說「受詞表示時間與空間之擴張，介詞並不統御文句的狀況，統御者世文句間的關係。」諸如此類的話。
自己雖欠學，但行事也每每喜歡作哲學思考，這樣做，會使時空在直覺與想像力中重新創造，更為充實。即如之前思考金門當代文學歷史時，碰觸到系譜學議題。系譜學是相關於「起源」概念的哲學，所以縱使當尼采以去中心、多元來作為其系譜學的核心及其價值，他恐怕並沒能逃脫出「起源」這概念，換言之，他依然沒能逸脫出歷史、線性、單一的概念。現代解釋學之父施萊爾馬赫把其解釋學從傳統的認識論或方法論轉向我們在場的本體論，此傾向意在對自身經驗並追問其自身之合法性之處，轉而探究那超出科學方法論能釐測的生命、真理的經驗。金門當代文學如要歸溯其根源，勢必得建立、形塑起金門當代文學的主體性——包含精神、物質、歷史實踐的總體性。
金惠敏翻譯的《解釋學 美學 實踐哲學 伽達默爾與杜特對談錄》書前有一張伽達默爾行走在野外的圖片，圖片下方一排文字：「他人是一條路，走往自我理解的路」，沒錯，這條路就是對話，就是凝視，我們每個人都在他人眼瞳中的凝視繼續存活著。」
馬森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採「兩度啟蒙」史觀（即西潮先後帶來的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後現代狀況。龔鵬程在2015年一篇〈對話馬森〉的文章裡對此史觀及收錄的文本有所評騭）；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採殖民史觀；王德威《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則採取一種擺盪在全球、普遍的現代性以及本土、多元的自由主義現代性歷史史觀。我們則試擬自古至今的金門人的歷史宿命及性格趨向，推衍出一種金門文學史觀，那就是「流離」。
是的，金門當代文學採取的史觀，最後須定調在 「流離」。
我們採定「流離」史觀，假如以時空區域來區分，是「流離」因緣聚合了「金門僑鄉文學作家」、「金門軍旅文學作家」、「金門本土文學作家」三大領域。職是之故，「流離」足以作為一種歷史生產的總體性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