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位於閩南沿海，歷史上因地理位置與經濟因素，成為華人向海外移民的重要出發地之一。自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起，金門人即有「出洋」謀生的記錄，並在清代中葉形成規模性的移民潮。這些移民主要前往東南亞地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建立起廣泛的僑民網絡。根據1971年金門縣華僑協會的統計，僑居人口最多的是新加坡，約5萬人，其他地區如印尼約2.5萬人、馬來半島約2.4萬人，總計超過11萬人。
　　金門僑民的移民模式與社會結構
　　金門僑民的移民模式多為「連鎖式移民」，即由先行移民開路，通過血緣、地緣和鄉緣網路，促使後續親屬或鄉人陸續前往同一地點定居，最終形成穩固的僑民社區。這種移民方式在19世紀後期尤為明顯，反映了金門社會內部強烈的宗族結構與地緣依附性，以及金門移民策略的集體性和風險分攤特點。
　　例如，烈嶼地區（俗稱小金門）的居民多前往汶萊發展，原因不僅在於先行者成功經營所帶來的榜樣效應，還與當地已建立的僑民網路提供居所和就業資訊密切相關。再如，古寧頭李氏家族在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市（Klang）形成規模性聚落，不僅建立了宗祠、會館，還設有學校、義山等機構，展現出高度的社區自治與文化延續力。
　　這種連鎖式移民模式具有若干社會學意義。首先，它增強了僑民之間的社會資本，促進互助與風險分攤，降低初期移民的成本與困難。其次，金門人普遍通過「會館」或「宗祠」作為當地社會的核心機構，這些機構不僅維持原鄉文化與信仰傳統，還在移民初期扮演勞力與資金調度的角色。第三，這類僑居社區往往呈現高度的內聚性與對外的排他性，進一步鞏固了宗族與鄉緣在移民社會中的中心地位。
　　此外，這些金門僑民社區通常與原鄉保持緊密聯繫，最具代表性的是通過「僑匯」形式，將海外所得資源匯回家鄉，用於贍養親族、重建祖屋、興建公共設施（如學校、廟宇、水圳等）。這些僑匯所促成的基礎建設與社會資本，深刻影響了金門鄉村的現代化進程與空間轉型。
　　僑鄉建築與文化資產的形成
　　金門的歸僑在返鄉後，往往以建築作為象徵財富的標誌，展示其經濟成就與社會地位。其中，洋樓成為金門僑鄉建築文化中的一大亮點。這些建築大多建於清末民初至20世紀30年代，融合了閩南傳統建築格局和南洋殖民地風格元素，如弧形拱廊、歐式陽臺、馬賽克瓷磚和羅馬柱等，形成了獨特的「華洋合璧」風格。
　　以金城鎮的北山聚落為例，聚落中保存完好的洋樓建築群，如陳德幸洋樓，均由南洋歸來的僑民所建。這些建築不僅用於居住和炫耀財富，還成為家族凝聚力和文化象徵的載體。建築上的匾額、雕刻、對聯等無不透露出「光宗耀祖」、「衣錦還鄉」的文化意味，反映了個體成功背後家族、宗族乃至整個聚落的榮耀。
　　此外，洋樓建築常與宗祠、書院、廟宇並列，構成一種空間上的文化網路。通過這些歸僑興建的空間，金門逐漸從清代的小農社會轉變為具有「僑鄉都市性格」的村落社會，某種程度上也預示了殖民地、僑鄉與原鄉之間的文化資本迴圈。
如今，這些洋樓建築作為文化資產被保存和再利用，成為金門發展文化旅遊和歷史敘事的重要材料。部分建築被改造成博物館、民宿或展示館，使金門的僑民歷史得以「活化」，並轉化為現代經濟的一部分。
　　「金門學」視角下的僑民研究
　　「金門學」的興起標誌著地方知識體系的自我建構。它不僅關注金門的地理、歷史與戰地遺產，還重視其獨特的文化實踐和社會發展經驗。在這一脈絡下，僑民研究被視為理解金門社會變遷與地方建構的重要視角。
　　與傳統的國族中心歷史書寫不同，「金門學」更注重跨地域網絡與在地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例如，珠山聚落的薛氏宗族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宗族成員早在19世紀末便已赴南洋發展，並通過僑匯與宗族會議推動聚落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修築道路、興建書院與祭祀設施。這種由僑民主導的地方治理機制，不僅改變了聚落內部的權力結構，還推動了金門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進一步說，僑民文化在金門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例如建築和財富，更深層的是在觀念與社會實踐上。僑民的世界觀、風險意識與理財觀念通過家族傳承與教育制度融入地方社會，使金門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了一種具有跨國視野的地方文化。這也解釋了金門在戰後能快速適應冷戰體制下的軍事管制，這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僑民文化所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與文化韌性。
　　在「金門學」的學術論述中，僑民不再僅僅是離散者，而是文化生產與空間塑造的主體。他們的遷徙與返鄉、貢獻與再認同，構成了一種複合式的在地性，即在跨國移動中重構地方記憶與身份。
　　結論：從歷史記憶到文化資產的再認識
　　金門僑民的歷史經驗，展現了離散與連結、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全球之間的複雜互動。透過「金門學」的研究視角，我們得以重新認識這段歷史，並將其視為金門文化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如何在保存與活化之間取得平衡，使這些文化資產得以持續傳承，將是金門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