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人類歷史與文明發展的永遠是政治、經濟、軍事這三大面向，而這三大面向背後的力量，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欲望本能，人類對名利的虛榮心理，對證明自己存在意義與價值的需求。這些欲望與需求，導致了人類歷史上衝突不斷，司馬光曾經說過，歷史不過是一本相斫書。翻開人類歷史，歷代的王朝、部族、國家，彼此之間莫不是為了權位與財富，爭奪不休。然而，在這些實質的物質欲望之外，人類還是有一種對形上的、超越的、精神的追求，對這方面的追求，也就讓詩歌有了存在的空間，詩人大多是和平主義者，希望在現實的殘酷中，帶給這個世界一些美好的事物。
法國哲學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曾經說過：「每個人或許都有詩的命運」。美國女詩人瑞奇（Adrienne Rich, 1929-2012）則說，詩歌的寫作：「是要在生命底層找東西，潛入沉船去看殘骸」。英國詩人的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名言是：「詩人是沒有被承認的立法者」。美國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有「詩是美的韻律的創造」之說。而文學史上，為詩歌存在的辯護或者討論詩歌藝術的文章太多了，儘管和人類的經濟活動比較起來，詩歌仍然是小眾的，但是它一脈相承，燈火不斷，證明了它存在的理由。詩存在的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所有的個相必然指向通相，所有的通相必然有個相支撐，也就是我們在詩人的特殊性中，尋找人類的普遍性，又在人類的普遍性中，尋找是詩人的特殊性。
蘇聯形式主義批評家史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1893-1984）在〈以藝術作為技巧〉（Art as Technique）一文，提出了詩歌語言陌生化的理論，主要是打破人們慣性的認知。他說：「客體在我們前面，我們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我們沒有真正看到他們」。要能真正體驗到客體的存在，就要讓客體陌生呈現，讓觀者有初次看見的新奇感與躍動感。這就是詩歌的使命，因為詩歌作為一種藝術，目的在於：「讓人恢復生命的躍動感，藝術能讓人感受到東西……藝術的目的是，當事物被觀照時，能注入事物的躍動感……客體因此能展現新鮮感而更吸引人。」因此詩人要提供一種不同於常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讓平凡的世界多一些光彩和雲影。
讀者在閱讀詩歌的時候，應該對詩歌的本質有這樣的認知，它有時候不在於發現事件的意義，而在於看見文字的力量。美國學界後現代文學批評家費希（Stanley E. Fish, 1938-）認為：「閱讀不是追問這個句子是什麼意思？，而是追問這個句子做了什麼？。」文本的意義的追求，不是詩歌主要的任務，詩歌的使命是引發讀者心靈的動態之旅。詩人寫詩的意義，就在把最適當的字放在最適當的地方，因此詩是經驗與語言之間的彼此發現、彼此糾正的緊張關係的解決。
偉大的詩歌有一種普遍和本質的難度，它擴展我們了真正的意識，靠的是我們借鑒自別人而稱之為殊異或陌生（strangeness）的東西。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森（Wallace Stevens, 1879-1955）說：「殊異／陌生在我們不理解的時候會激起驚異，在我們理解的時候能激起美學想像」。美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在〈牛津輕體詩選導言〉中說：「一個社會的同質性越強，藝術家與他的時代的日常生活的關係就越密切，他就越容易傳達自己的感受，但他也就越難做出誠實公正的觀察，難以擺脫自己時代的傳統反應所造成的偏見。一個社會越不穩定，藝術家與社會脫離得越厲害，他觀察的就越清楚，但他向別人傳達所見的難度就越大。」因此，詩歌所傳達的，永遠是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特異的觀點，它有時候離我們現實的生活很遠，但卻提供我們在現實生活呼吸新鮮空氣的可能。詩人不說謊言，因為他無法肯定任何事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如實的呈現。
奧登提到過大詩人的五條件；一、他必須多產。二、他的詩在題材和處理手法上必須範圍廣闊。三、他在洞察人生提煉風格上必須顯示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四、在詩體的技巧上，他必須是一個行家。五、就一切世人而言，我們分得出他們的早期作品和成熟之作，可是就大詩人而言，成熟的過程一直持續到老死，所以讀者面對大詩人的兩首詩，價值雖相等，寫作的時序卻不同，應能立刻指出，哪一首寫作年代較早。這本書中所選的五位詩人，應該都符合奧登大詩人的條件，葉慈（W. B. Yeats, 1865-1939）和葛綠珂（Louise Gluck, 1943- 2023）有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勞倫斯（D.H. Lawrence, 1885-1930）則被認為是現代詩的先鋒，如果不是他的文學成就被小說所掩蓋，他現代詩的光芒就應該被更多人看見，史耐德（Gary Snyder, 1930-）和默溫（W.S.Merwin, 1927-2019）除了是重要的詩人，也都是環保生態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這就使我對他們的詩有更很大的認同感。以上五位詩人，詩作都相當可觀，可以被稱為經典詩人。他們作品極多，這本書只能深入淺出，無法全面而宏觀。
葉慈早年的詩作通常從愛爾蘭神話和民間傳說中取材，其語言風格則受到拉斐爾前派的影響。拉斐爾前派最根本的藝術主張就是忠於自然，即嚴謹精確的細節。由於拉斐爾前派的影響，葉慈早期的詩便有唯美浪漫的傾向。晚年的葉慈則非常多產，出版了許多詩集，許多著名的詩作都是在晚年寫成的，包括一生的顛峰之作〈航向拜占庭〉，這首詩體現了葉慈對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文明的嚮往。
勞倫斯的早期詩歌主題大部份是愛情，詩的聯想大膽而新鮮，比喻深刻而真切。這些詩中，愛情與憎恨、興奮與恐懼、美與冷酷等充滿了矛盾和神秘。再則，勞倫斯在詩中擅長運用象徵和比喻等手法來表現，這些象徵和比喻都深化了詩的形象。勞倫斯創作中期則通過動植物世界，表現了現代人的感受，詩集《鳥獸花》完成於1923年，多半寫於義大利的西西里島，詩中的水果、樹木、花朵、野獸、家禽、鳥雀等動植物是隱喻和象徵。晚年出版的《三色紫羅蘭》和《續編》有著獨有的清新與直率，採用自由的韻律來表達他的人生觀、宗教觀、愛情觀等，既有樂觀的一面，也有悲觀的一面。
默溫是美國詩人，出版超出五十冊的詩集、散文、翻譯。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時期，他的詩以含蓄、不加標點的敘事技巧而著稱，80和90年代，他的詩深受佛教哲學和深度生態學的影響，70年代移居夏威夷的毛伊島後，他致力於島上雨林的恢復。他在1971年和2008兩度獲得普立茲獎詩歌獎，2005年獲得國家書卷獎以及美國詩人學院最高榮譽Tanning獎，201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任命他為第十七屆桂冠詩人，2013年他因翻譯日本詩人與謝蕪村獲得美日友誼委員會翻譯獎。默溫發展出一種嚴格的形式主義以及語言簡單的自由詩，就語言簡單這方面來說，他和諾貝爾獎詩人葛綠珂有一點像。不使用標點使得他的詩歌意義漂浮，但卻不妨礙字詞的表達，他的詩在簡單中有困難，描寫生命中的失落，關心大自然和人類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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