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金門日報》剛起步，鉛字是配給的，要省著用，有時缺了個「的」字，得拆舊報紙的鉛字補上；油墨要數著滴加，印出來的字，淺了不行，深了怕透紙；連紙張都得數著張數印，生怕浪費一張。跟他學排版的學徒，連「之乎者也」的鉛字都認不全，常把「之」字排到「乎」字的位置，他得一個個糾正。他若走了，這報社的根基，便塌了一半。
1965年的秋（民國54年），金門的風是帶硝石味的，像浸過火藥的棉絮，輕輕掃過皮膚，留下一點涼，那涼裡裹著海霧的潮氣，黏在袖口，半天也散不去。10月31日那天，父親范海權的指尖接住了一張紙，是《金門日報》的第一頁。油墨香從紙縫裡鑽出來，混著海風帶的灰。來的鹹，在他掌心結成一層薄薄的膜，像誰悄悄敷了層冷霜。他後來說，那瞬間就曉得，這輩子要跟這方塊字、這霧鎖的島，纏成解不開的繭，連呼吸都要沾著鉛字。
鉛字映童年：燈下的排版聲與家的模樣
我們的童年，是泡在鉛字影子裡的。天還黑著，父親腳底的露水沾著草屑，跟著他踩過報社門前的石板路，石縫裡的蟲鳴還沒醒，只有他的腳步聲，輕得像怕驚擾了什麼。排版間的燈是15瓦的白熾燈，光線裹著油墨味飄出來，像顆裹了糖霜的孤星。他彎腰在字盤裡撿字，指尖捏著鉛字往版面上嵌，「嗒」一聲扣緊，那聲音比潮聲尖，潮聲是裹著霧的，散得慢；比鳥叫脆──鳥叫是飄在風裡的，沒根；只有這敲鉛字的聲，釘在燈光裡，釘在他彎著的脊背上。
這報紙要出來，原是要經好些手的。先有記者背著相機跑遍島嶼，田埂上問農夫的收成，碼頭邊聽漁人的歸期，把瑣碎的日子揉成文字；再經編輯坐在木桌後挑選，紅筆圈點間，民生的暖、時政的涼，便有了歸處。最後才到父親這裡，用活字一個字一個字排，〈高粱防治蟲害〉的標題要排得醒目，好讓種田人一眼看見；「增派醫生駐島」的消息要緊挨著廣告欄，像鄰家送來的溫水，貼心。排完了，再送進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轟隆隆的，像遠處的潮，把油墨印在紙上，也把日子印成了報頁。
母親在官兵休假中心播音，傍晚的風把她的聲音裁成細碎的片，飄過我們手裡的舊報紙，紙上剛好印著「雜貨店新到肥皂」的廣告，字裡便多了點軟綿綿的暖。報社木屋的板縫漏下陽光，織成金絲網，網住我們蹲在角落數鉛字的時光。那時不懂什麼叫戰地，只覺父親碰過的鉛字、母親說出的話，都是家的樣子，像灶上溫著的粥，平平實實的香，連冷風吹過，都帶著點甜。
芋仔與番薯：外省客在金門的扎根路
父親原是浙江來的客。國共的火燒起來時，他隨著祖輩飄到臺灣，成了「外省仔」，像沒根的萍，隨波逐流，風往哪兒吹，水便往哪兒淌，他便往哪兒去，連鄉音都要裹在懷裡，怕一鬆手就散了。後來輾轉到金門，這島小得可憐，卻站在海峽的風口上，石頭縫裡藏著風的嘶吼，海面上總飄著化不開的霧，連太陽出來，都要隔著層紗。
金門人的話是繞著舌頭的，「日是什麼郎？」「咪乃？」，軟乎乎的調子，父親初聽時，像隔著層磨砂玻璃，明明字字都認得，湊在一起，偏就不懂了。他們叫他「芋仔」，帶點輕淺的生分，彷彿他是從別處挪來的塊莖，融不進這「番薯」的鄉土，這島的土只認耐旱的地瓜，認世代扎根的鄉鄰，未必認一個外省人的漂泊。可父親偏要在這裡發芽，清晨跟著鄰居去高粱田裡，學著說「這株苗要多澆水」；傍晚蹲在碼頭聽老兵講故事，把「八二三砲戰」的驚險，聽得比自家的事還上心。
後來他常笑說「我是半個金門人」，那笑裡沒有委屈，只有歲月泡出來的妥帖，有些地方住久了，泥土會慢慢裹上來，把他鄉變成故鄉。當年父親被《金門日報》以高薪挖角，看中的就是父親的照相製版手藝。他原想待一年就走，沒料到這一留，便是四十餘載。在這島上，他娶了母親，生了我們姊妹，把浙江的鄉音揉進金門的調子，說話時，尾音總帶著點軟；把漂泊的過往織進柴米油鹽的日常，煮湯時，會放點浙江人愛吃的筍乾，也會加點金門人偏愛的蝦米。
清晨他幫鄰人收地瓜，泥土沾滿指縫，笑著說「今年的地瓜甜」；傍晚聽老兵講八二三砲戰的傳奇，煙斗在掌心轉著，聽到緊要處，眉頭會皺起來。在報社的鉛字盤前，他把對家的眷戀，一個字一個字排進版面，排「高粱酒產量增長」的新聞時，指尖會多停兩秒，想起鄰居送來的那瓶酒，辣裡帶著甜；排「新路規劃動工」的消息時，會輕輕敲擊鉛字，像在為往後的日子，敲出點盼頭。他說：「這島的土，比臺灣本島親。」後來才懂，這份「親」，是歲月熬出來的稠，是煙火熏出來的醇，是把客居的日子，過成了生根的樣子。
鉛字裡的剛柔：父親的堅守與藏在鎧甲下的柔
父親曾說，他險些就離了這島。那年臺灣的祖輩捎信來，信紙皺巴巴的，字裡都帶著急：「砲火裡哪能安身？」他捏著信在報社門口站了整夜，海風吹亂他的頭髮，也吹亂了心，那時《金門日報》剛起步，鉛字是配給的，要省著用，有時缺了個「的」字，得拆舊報紙的鉛字補上；油墨要數著滴加，印出來的字，淺了不行，深了怕透紙；連紙張都得數著張數印，生怕浪費一張。跟他學排版的學徒，連「之乎者也」的鉛字都認不全，常把「之」字排到「乎」字的位置，他得一個個糾正。他若走了，這報社的根基，便塌了一半。
終究是捨不得。他留下來，手把手教學徒撿字排版。有次我蹲在排版間角落看，學徒捏著「防」字的鉛字總放歪，父親就握著他的手腕，把鉛字往格子裡送，「偏旁要貼緊，像鄰居搭屋檐，得挨著才暖，字也一樣，挨著才順暢。」後來學徒們都會了，能獨自排「時政新聞」的版面，父親指尖的厚繭卻層層疊上，洗臉時搓到額角，會疼得皺眉，可他從不說。
父親的性子烈，像鉛字的棱，直來直去。路見不平總會衝上去理論，聲音比平常高半度，哪怕臉上掛了傷，也梗著脖子說「理字在前，怕什麼？」；可對我們，這剛烈化作嚴厲，常罵我「笨得像豬，將來怕是無依無靠」，話雖重，裡面藏著疼，夜裡我發燒，他背著我跑半個島找醫生，鞋底沾著泥，喘息裡都是急：「快了，就到了。」跑過報社門前時，他還不忘看一眼排版間的燈，怕風吹滅了，誤了第二天的印報。
他總把「有門手藝，餓不死人」掛在嘴邊，這是從漂泊裡熬出的真。他的手，排過鉛字，把「八六海戰」的消息排得端端正正，字裡藏著歎息；洗過照片，把阿兵哥的軍裝照洗得清亮，好讓他們寄回家；種過地瓜，在屋後的小田裡，種出的地瓜，甜得能當糖吃。可無論做什麼，他始終把家護得安安穩穩，像鉛字盤裡的格子，把每個字都安置得妥帖。後來才懂，父親的剛烈是層鎧甲，裡面裹著的，是對家、對報社、對這島的柔情，像鉛字裡藏的溫度，不張揚，卻滾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