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台籍導演鄒時擎的電影《左撇子女孩》近日備受關注，像一陣溫柔的風，拂過我心底深處那塊關於「左手」的記憶，微微顫動。每當「左撇子」這個詞被提起，兒時左手寫字的畫面便歷歷在目，清晰如昨日。
那個年代，被禁止的旋律
在那個「慣用左手者是異類」的年代，用左手寫字更是一件近乎「丟人現眼」的事。上小學前，父親總是在我身後，費力地抓著我的右手，一筆一劃地練習。他臉上的擔憂與期望，至今我仍記得。小小的我，不懂用左手究竟有何罪過，不敢發問，只知道它是「不好」的、是「討人厭」的禁忌。
成為小學新鮮人後，那份壓抑終於迎來了爆發點。有一天，老師宣告：「小朋友，明天大家都要到黑板前寫自己的名字。」一瞬間，我慌了！我害怕在眾目睽睽之下，露出我的「異類」之手。隔天，我選擇了「逃學」。
那天，我像一尊木頭人，一動不動地站在二姊教室門口。二姊在教室裡焦急地揮手要趕我走，我置之不理。直到她大概受不了了，才把我帶到父親的辦公室。父親了解我的恐懼後，買了當時很流行的零嘴—圓型鐵盒包裝的「可口肝油糖球」來安撫我。我口裡含著一顆顆軟綿綿的甜意，帶著被「賄買」過後的情緒和那不再是不甘不願的步伐，回到了學校。
推開教室門，我看到黑板上寫滿了密密麻麻、屬於其他小朋友的名字……。我不記得最後自己是否上台寫下了名字，但那個圓形鐵盒的甜味和心頭的苦澀，卻深深烙印下來。
家族的秘密與左手的印記
電影《左撇子女孩》講述單親媽媽帶著女兒適應台北夜市生活，女兒卻因外公禁止使用左手而引發家族心結。這部入圍多項大獎，並將代表臺灣角逐奧斯卡的影片，讓導演鄒時擎憶起兒時祖父的告誡：「妳若是用左手，就是在替魔鬼辦事。」這句不可思議的「魔鬼論」，成了電影最初的發想。
是的，我就是在「用左手是不對的」環境下長大。所幸，由於是單親家庭，父親沒有太多時間「導正」我，所以除了寫字被硬性改為右手外，其餘如拿剪刀、打球等，我仍慣用我的左手。我的左手，成了我私藏的、不肯妥協的真實。
所謂「聰明」：統計現象與適應力
人們常說，左撇子特別聰明、更有創意。這句話也許不只是傳說，它源於一些統計現象與大腦運作的差異。一般人（右撇子）的語言區多集中在左腦，而左撇子則常有左右腦功能分佈更平均的特點。這種均衡，或許讓他們在處理資訊時，左右腦協作更多，可能在創造力、空間感、音樂等方面更為靈活。
然而，更深一層來看，這份「特別」或許來自於環境的挑戰與適應。生活在一個以右手為主導的世界，左撇子從小就必須學會適應、轉換、創新。削皮刀是為右手打造的，我每次削蔬果都得險象環生地朝著自己削；有嘴的湯鍋設計也讓左撇子的我倒湯時很拗手。左撇子用具專賣店始終未能蔚為風潮，因為我們是小眾。這種日常的「逆向操作」，或許就是讓左撇子在潛移默化中，變得更具彈性與想像力，更善於「逆向思考」的原因吧。
當然，愛因斯坦、達文西等名人的「左撇子＝天才」印象，說穿了是「選擇性的偏見」──人們容易記住特例。近代神經科學也證實，左撇子與右撇子在整體智力（IQ）上並沒有顯著差異。差異主要體現在「思考風格」與「創造力」的面向，而非「智力高低」。
現在，我年過花甲，對照自己的一生，實在不敢自詡為「聰明」。當好友驚呼「妳是左撇子啊，左撇子都比較聰明！」時，我總會自謙地回一句：「還好我是左撇子，才沒那麼笨啦！」我的思考平平，創造力一般，真的就是那「普通的左撇子」。
不同的手，恩典的律動
但若說獨特的思考風格與創造力，反映出的是一種「不按常理出牌」的特質，那麼，我可能就得對號入座了。
十一年前，我在臺灣生活半世紀後，突發奇想跑到離島工作，近九年後退休，便在島上定居。這還不打緊，就在距離「法定老人」不到一年之際，發了「昏」去「二婚」。朋友聞訊，驚訝之餘，卻異口同聲地說：「妳會做出這種事，我們一點都不意外！」這份「不意外」，或許就是我那份「左撇子」特質的另類印證吧。
可喜的是，頭腦教育思維的改變，讓現代父母不再強硬改變左撇子，臺灣的左撇子也明顯增多。我的兒子、外甥女皆是左撇子，我沒有將兒時的遭遇加諸他們身上，讓他們自由發展。
或許，所謂的「聰明」，並不是比較誰的頭腦更快，而是誰能用更獨特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大多數人都是右撇子，他們承載著世界大部分的秩序與穩定。而左撇子，只是用另一種節奏，在生命裡寫下屬於自己的旋律。
上帝在不同的手中，都放進了不同的恩賜。左撇子的世界提醒我們創意與彈性；右撇子的世界，提醒我們忠心與持守。
願我們無論用哪一隻手，都能用心去服事、去愛、去成全。因為在神眼中，每一隻手，都是祂奇妙的作品。也甚願我們都能用神所給的那一隻手，溫柔地擁抱世界，創造屬於自己的美好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