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沉默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心裡有一座島。島上風大，吹慣了，人便學會了用堅硬的殼，包裹所有潮濕的念想。
「凡事三思，要曉得自己幾斤幾兩，好自為之。」那年冬天，疫情如厚重的霧障橫鎖海峽，我滯留於江蘇淮陰的講臺上，歸期茫茫。收到父親從海峽彼端寄來的家書，展開，反覆咀嚼的便是這幾句硬邦邦的叮嚀。信紙粗糙，我指尖摩挲，卻彷彿觸到他因常年勞作而結滿厚繭的指節。他總是這樣，像一隻將巢築在崖壁上的老鷹，一次次將雛鳥推向風口，催促我們學飛。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懂得，那隻總是背對離別的老鷹，最怕回頭看見空蕩蕩的崖巢。
我首次窺見他盔甲的裂縫，是十六歲離家北上的那個清晨。天色灰濛，他已將我的行李檢查再三，嘴裡盡是「冷暖自知」、「莫失骨氣」這類鋼鐵般的言語。車站月臺上，他背脊挺得筆直，揮手催我上車的動作乾淨俐落，不帶半分遲疑。列車啟動，我從漸遠的車窗回望，驀然看見那鐵塔般的身影倏地別過臉去，抬手，極快地在頰邊抹了一下。晨霧氤氳，那動作輕微如拂塵，可我確信，那是一滴不曾示人的淚。他畢生都在練習隱藏悲傷，彷彿那是戰士不該有的軟肋。
這份隱忍，或許源於他生命裡更早、更遼闊的離散。父親生於舟山，民國三十八年的時代巨浪，將他與許多同袍捲向了陌生的島嶼--金門。他曾淡淡提過，在那座充滿戰地氣息的島上，四季聽著潮聲與廣播號音，以為只是暫駐，未料一待便是大半生。開放探親後，他成了最早往返兩岸的候鳥。我曾無意間翻開他鎖在抽屜裡的筆記本，裡頭密密麻麻，並非日記，而是數百個陌生的人名與地址：「尋寧波王李氏，兒小名阿狗，屬馬」、「上海吳先生，尋其弟，民國三十八年春失散」……原來，他每次返鄉，都默默承接了無數沉甸甸的託付，在臺灣的茫茫人海中，打撈那些早已湮沒於時間洪流的名字。那不只為助人，更像是一種無言的贖罪，為自己能歸，而他人永不能歸。
他將這份時代賦予的沉重，化為對家人更為嚴苛的守護。記憶裡最鮮明的一次團聚，是十歲那年的暑假，母親帶我去省城探望打工的父親。路途坎坷，抵達時，母親因暈車而面色如紙。父親在車站接到我們，一把將我摟進懷裡，身上是汗與水泥灰的味道。他只說：「長高了。」然後蹲下身，緊緊握了握母親的手，所有心疼都噤聲在那一握裡。
他領我們去他鐵皮搭建的工寮，藍格床單是家裡帶來的那條。短短三日，他傾其所有，補償長久的缺席：奢侈地搭了計程車，在工地慘白的探照燈下，請我們吃特意囑咐「別太辣」的烤魚；帶我去看飛機起降，並花了當時看來極奢侈的錢，請流動攝影師拍下立即顯影的「全家福」。相紙上，我們三人笑得彷彿擁有了全世界。臨別前夜，他們竟像年輕情侶般牽著手散步，為我買了一碗沁涼的西瓜。母親笑說：「把籽收好帶回家，明年咱自己種。」
那時的我，只顧舔食甜味，未能嚐出他笑容裡，那份用笨拙方式竭力燃燒的、近乎悲壯的溫柔。
送別時刻終究來臨。車站裡，他將我們安頓好座位，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一語不發。引擎響起，他轉身下車，背影決絕。車子駛出轉角前，我最後一眼瞥見他站在原地，孤零零地，迅速被建築物吞噬。後來母親才紅著眼說，當年他們離鄉打工，奶奶村口送行，父親便是這樣頭也不回地走，直到翻過山坳，確認無人看見，才蹲在路邊，把臉埋進掌心裡，痛哭失聲。
他的一生，是一部反覆篆刻離別的經卷。來自金門的海風與歷史的硝煙，鍛造了他外殼的冷硬；而內心深處對團圓的渴望，卻從未熄滅，並轉化為對我們未來的深遠鋪墊。他逼我們獨立，是希望我們在任何土地的風雨中，都能扎根站穩；他催我們高飛，是因他比誰都明白，世界之廣，不應被一道海峽局限。
如今，當我也成為穿梭兩岸的擺渡人，站在講臺上，連接著不同的青春與故事，我終於懂得父親的兩岸。一邊，是他狠心推我們出去的此岸，那是以分離換取兒女遼闊未來的決絕；另一邊，是他永遠盼我們歸來的彼岸，那是血脈深處無法割捨的牽絆。而他自身，便是兩岸之間最深、最沉默的那道水域，承載著時代的重量，也流淌著無盡的守望。潮起時，他送我們出航；潮落時，他等待歸港的帆影。那永不止息的潮聲，便是他從未說出口的、浩瀚如海的父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