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語言無疑是最重要的工具。同一個族群以母語交流，是極其自然的事；不同的族群若都不懂對方的語言，除了比手畫腳，就得靠翻譯了。
都是通事惹的禍
從荷蘭時代起，來臺灣做生意的漢人想與原住民交易，或官方須與原住民溝通，多由「通事」來擔當翻譯的角色。當時，派駐原住民聚落的通事，除了翻譯，另負政令宣導、工作差遣與收稅的職務；發展到清朝時期，更多了土地買賣等文書的公證事宜與住民間的排難解紛工作──這種超級大的權利，讓通事幾成了原住民社群的實際統治者。然是項職務，說官卻不是官，說民卻非民，都是由官府核可舉用；清朝時期，始出現少數由官府派任者，如道光十七（1837）年間的內攸社通事四安邦便是。
早期，由於漢人通事，人在其位難免被權力沖昏了頭，曾出現過不少作威作福甚至剝削原住民的壞份子。為了除弊，在清乾隆三十一（1766）年11月，官方在設置「理番同知」時，乃開始舉用部分懂漢語的原住民本社人為通事。
閩南語的崛起
原住民之懂漢語，乃是不得不然的事，目的是為了方便與做生意的漢人直接交易往來，以排除通事的剝削。就大武壠社群生活區來講，從《台海使槎錄》裡的「康熙六十一（1722）年……大武壠的南仔仙溪墘」之溪名及乾隆五十三（1788）年福康安上奏乾隆皇帝的奏章出現了「後堀臘」的地名來看，兩者道道地地皆是以鶴佬話來發音。鶴佬話，後來稱呼為「閩南語」。而「墘」字，更是臺灣特有的閩南語字彙哩──由此我們可知：在康、乾年間，大武壠社群已經自動自發學起並使用閩南語了。
到了清同治四（1865）年，英國探險家必麒麟進入內攸地界的大武壠社群生活區時，最重要的山地物產與外來生活物資交流轉運站──芎蕉腳（今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田寮仔），平埔原住民已是「通曉漢語，但不流利，主要的語言仍是母語」。這漢語指的即是閩南語，必麒麟會認為說得「不流利」，其實乃因大武壠社群講起閩南語來有獨特的腔調，如「酒」字唸成「秀」（shu）字。因此，可說已進入了雙語並用的階段。
只是才過了三十五年，亦即到了日本時代明治三十三（1900）年，日本學者烏居龍藏在進入簡仔霧社（屬今高雄市那瑪夏區）與內攸四社（屬今高雄市桃源區）之前，先「探查了六龜里、甲仙埔及山杉林等地的熟番部落」，稱居住該地區的大武壠社群住民為「漢化原住民」，亦即住民的生活習慣、衣著及語言，皆與漢人無異矣──至此，為了不被剝削而活的大武壠社群，母語的喪失已是勢不可免。
客家人在甲仙
在地的大武壠社群全面使用了閩南語，那麼，公認族群意識與內聚力皆最強烈的客家族群，在移入甲仙埔之後，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呢？
明治三十六（1903）年起，甲仙埔因製腦產業起飛，臺灣採腦拓殖合資會社除了引進內地人（指日本人），更引進了桃、竹、苗客籍製腦熟手，以進行砍伐樟樹熬製樟腦的作業。有人的地方便有生意可做，不少經商的客家鄉親亦隨之進入，為了與當時約兩百多人的大武壠社群平埔住民交易往來，客籍生意人與製腦從業人員也學起了已是當道的閩南語。時至今日，甲仙地區的客籍鄉親從第三代起，已不太講客家話，就連二、三兩代之間的交談，使用的也是閩南語；到了第四代，可說已幾乎不講甚至不懂客家話了！
客籍鄉親母語的喪失，亦是勢不可免。
是閩南人還是客家人？
關心在地的人文歷史，哪能不關注自家的家族史？懂事以來，只知家族從阿嬤而下大大小小都是操閩南語，而當我開始進行家族歷史調查研究時，發現祖先是來自福建漳州府詔安縣，學者皆說此縣乃客家原鄉，惟此時，阿嬤已往生十餘年，乃幾度問起家族中最年長的老爸，只說從未聽過長輩們說客家話，也不是客家人。從此，是閩南人或是客家人的疑問一直存留心中。
　　民國九十五（2006）年，不經意問到了已經八十歲的六嬸，六嬸這麼說：「咱是客人。」接著便娓娓訴明原委：「初嫁入這個家時，不用上山工作，因為被你阿公留在家裡煮飯。有一回，你阿公喝了口酒後突然說：「咱是客人。」我聽了頗為好奇，便問：「您講咱是客人，為什麼都沒聽您講過客話？」你阿公說：「因為忘了！」雖是忘了！還是把「aˇbaˊ（伯公）」、「aˇ shuˊ（叔公）」等稱呼，客家話是怎麼念的秀給我聽。」
　　既是客家人，母語又是怎麼流失的呢？我心中不免又起了疑問。
　　一個客家人來到了打貓東頂堡
　　話說嘉義縣轄打貓東頂堡，尤以堡內東側山區的社後坪、蛤里味仔（屬今梅山鄉太和村）及生毛樹、幼葉林（屬今梅山鄉瑞里村）等莊，因與北鄒族原住民生活區相鄰，所以也是山地物產與外來生活物資的交流轉運站。當地的平埔族群及後來移入的少數漢人與北鄒族的交易，直至日本時代仍然存在，我那與父親同是幼葉林人氏，婚後一段時間也曾移居蛤里味仔的母親，對此事可說記憶猶新；擁有在地人（即「平埔族親」是也）身分的母親，雖然在民國九十六（2007）年5月26日以九一之齡不幸往生，但她說過的話及說話的神情，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曾愉悅述及：「日本時代，山上的原住民在過年期間仍會下山，以肉脯、酒等等物品與莊內人交換甜粿（即年糕）哩！」
　　在這麼個一直是物資交流轉運站的山區，在地人為了直接與進入本地的閩南漢人交易往來，以獲取外來生活物資，閩南語之能當道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清嘉慶十九（1814）年之際，即已渡海來臺謀生的第十五世先祖兄弟倆，據父親說是揹著祖先骨灰，輾轉來到幼葉林落腳。或許，當時也有詔安同鄉一起進入幼葉林，但客語在此畢竟不是強勢，若要踏踏實實融入當地生活，哪能不入境隨俗呢？
　　或由於先祖閩南語學得道地，明治年間的戶籍資料，先祖及其下後人，種族欄竟都記載為「福」，而非「廣」。
　　離不開的境界與環境
　　當我把閩南語講了好幾世代，最後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過程說出，住臺北也講閩南語的詔安同宗遠親世群卻說了：她有個專家朋友另有看法。那位朋友是這麼說的：「原居詔安的祖先，也有可能是從中原輾轉遷移來到福建的喲！來到講客家話的地區，便說客家話；來到講閩南語的地區，就講閩南語了。」
　　專家的論調挺有意思！且不無道理。但是，聽起來就更令人撲朔迷離了！
　　看來，族群落入了某個「境界」而有所調整；或遷移時來到了不同的「環境」而隨俗，最後，無不皆以喪失自己的語言作收；而且，竟會是喪失得那麼自然──就像悠悠的南仔仙溪溪水悄悄南去，讓人一點警覺、一點防備都沒！甚至，也不曉得該去悼念！
　　由此可知：互動與調整，乃成了所有族群為了存活，必須嚴肅面對且無可避免的第一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