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桌子是深褐色的，木紋裡藏著油漬、藏著二十年的飯香，也藏著我們說過和沒說過的話。
我們就在那張桌子吃飯。媽媽把菜一盤一盤端上來，爸爸還沒坐下，我們就已經搶著伸筷子。那時候我不知道，一家人能圍坐在一起吃飯，是這世界上最容易消失的事。
後來我們長大，長大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離席。
大哥先走，為了一筆說不清楚的錢，和二姊冷戰了整整三年。那三年，逢年過節媽媽還是煮，還是擺碗筷，但大哥那個位置空著，像一個字被人用立可白塗掉，你知道底下有什麼，卻假裝看不見。
後來二姊也走了，嫁去外縣市，每次回來坐的時間越來越短，飯還沒吃完就說要趕車。我坐在桌邊看著她的背影，想著原來有些人的離開不是一次，是一頓飯一頓飯地，慢慢走掉的。
我自己也走了。
去了另一個城市，用忙碌把思念壓得很扁，扁到可以塞進行李箱底部，帶著走又感覺不到重量。只是每次回家，推開門聞到廚房的油煙味，那個被壓扁的東西就會忽然漲回來，漲到喉嚨口，讓你說不出話。
我以為，我們已經是一個四散的家了。
直到那通電話。
是深夜打來的，媽媽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讓我害怕。她說爸爸住院了，說你們有空回來一趟。
「有空回來一趟」那是她這輩子說過最輕描淡寫、也最沉重的一句話。
我連夜搭車回去。在醫院走廊轉角，我看見大哥。他站在那裡西裝還沒換，領帶鬆了一半，手裡拿著一杯沒喝的便利商店咖啡。我們四目相交，沉默了三秒。那三秒裡，三年的冷戰什麼都沒說，但又好像什麼都說了。他先點了頭。
我說，你來了。他說，來了。
就這樣。三年，兩個字。
二姊是半夜趕到的，眼睛還有點腫，也許是哭過，也許是沒睡。她一進門就去拉媽媽的手，媽媽說你們都來了，然後轉過頭去不讓我們看她的臉。我們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三個人第一次在沒有餐桌的地方，重新站成了一家人的形狀。
那幾天，我們輪流陪床，輪流買飯。
有個傍晚，大哥去買了三個便當，我們坐在醫院外面的長椅上，沒有桌子，把便當盒放在膝蓋上，就這樣吃了起來。沒有人說話，但那頓飯，是我這幾年吃得最踏實的一頓。
爸爸後來慢慢好了，出院那天，媽媽說要煮一頓好的。
她把那張深褐色的老桌子擦了又擦，擺上五個碗，五雙筷子。
我們坐下來，大哥幫二姊夾了一塊魚，二姊說你不是不吃魚的人，大哥說是你不吃魚，兩個人開始鬥嘴，聲音越來越大，媽媽在廚房裡說你們能不能安靜，爸爸坐在那裡，低著頭，嘴角有一個我很久沒看見的弧度。
我坐在那裡，看著這一切，眼眶突然就熱了。
不是因為感動，是因為熟悉。這吵鬧聲我聽了二十年，這才是我們家本來的聲音。
那張桌子沒有變，木紋還是一樣，油漬還是沒洗掉。
但坐在它面前的我們，好像被什麼東西悄悄縫補過了；我們吵了十年的架，卻從來沒有一個人真的離開過這張桌子。
也許這就是家的本質。你可以負氣離席，可以三年不說話，可以把思念壓扁放進行李箱底部。但家人這件事像那張老桌子一樣，你搬家它跟著搬、你離開它等著你，你再怎麼走，那個位置永遠空在那裡。
後來我每次回家，都會在坐下之前，先用手摸一下那張桌子的邊緣。
木頭是溫的。我不知道是因為有人剛坐過，還是因為它從來就沒有冷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