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十分，我在便利商店買了一個茶葉蛋和一杯美式咖啡，站在收銀台前等找零的時候，店員的手機螢幕亮了一下，我無意間瞥見標題──「李洋宣布捐出千萬獎金，回饋社會」。
　　我沒有多說什麼，把硬幣塞進口袋，走出去迎向台北四月的潮濕空氣。
　　那個早晨我要趕去工地監工。我做的是室內裝修，是那種沒有名片、沒有公司的個人接案。每一筆工程都要自己談、自己估、自己盯，有時還要自己補墊材料款，等屋主驗收滿意了再結清尾款。我的手機裡有三個催款對話框，最久的一筆已經拖了四十二天。
　　一邊走，我一邊想起那則新聞。
　　李洋，那個連續在東京和巴黎奧運奪下羽球男雙金牌的人，如今擔任台灣首任運動部長。林鴻道當初許下的千萬獎金諾言正式兌現，而李洋選擇了一件很多人沒想到的事──把這筆錢全數捐出去。他在社群上列了一張名單，包括罕病、流浪動物、障礙運動與公益運動協會等九個慈善單位，說「回饋給社會更需要的地方」。
　　我不認識李洋。我跟他的世界距離，比台北到巴黎還遠。但我在那條走去工地的路上，卻莫名被這件事刺了一下。不是羨慕，也不是憤世。是某種更複雜的東西。
我那天想的是我的老師傅「陳伯」，做泥水工三十年，老了以後腰椎壞掉，蹲不下去，只能改去跑工廠做包裝。他說那個工作最好的地方是不用蹲，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不用蹲──因為身體壞掉的人去的地方，不需要你動太多。我偶爾還是會給他介紹一些輕鬆的散工，他每次都說謝謝，說的方式很慎重，好像謝謝兩個字有重量。
　　我也想起了我自己，二十二歲離開雲林來台北，什麼都不懂，第一份工作是跟一個叔輩學貼磁磚，蹲在地上一片一片量，膝蓋磨到幾乎沒有感覺。那幾年沒有什麼成就感，只有累，只有錢不夠用的焦慮。我從沒站在頒獎台上，也沒有人為我的付出拍手。可我還是撐過來了。
　　不是因為有什麼偉大的信念，而是因為沒有別的路。
　　這就是底層人的邏輯──不是不怕，是沒時間怕；不是看得開，是沒空想太多。每天睜開眼睛，你面對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要怎麼過，下個月的帳單怎麼辦，孩子的補習費從哪裡來。你沒有空去計畫五年後，因為你正在全力處理明天。
　　李洋的一千萬，對我來說是天文數字。但我不覺得那則新聞跟我無關。
　　他說，自己的運動生涯上有國家、企業的栽培以及後勤團隊的支持，才得以成就一次次站上頒獎台的機會。這句話讓我在工地的鷹架旁邊停了一秒。
　　因為我也有人幫過我。
　　陳伯教我怎麼看圖，怎麼抓水平，怎麼跟屋主開口談加工費。有個工頭，在我剛出來接案最難的那一年，硬是把一個小案子轉介給我，說「你試試看」。那個案子我做完虧了一點錢，但我學到的比錢還多。
　　我們都是靠別人的一點點好意，撐過了某個轉折。
　　只是沒有人拍手。
　　這不是在抱怨。這是事實。底層的世界沒有頒獎典禮，沒有鏡頭，沒有那一枚金牌。你做了，你撐過了，你繼續去做下一件事。這就是全部。
　　但正因為如此，當我看到有人在高處，還記得回頭看，還願意把那份光折射到那些不在聚光燈下的角落，我會有一種奇怪的安慰。
　　不是因為我受益了。而是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人記得底部長什麼樣子。
　　我當天到了工地，監工，量尺寸，和師傅討論接縫的問題。太陽升高，工地變熱，我脫下外套繼續盯著。
　　下午三點，那筆拖了四十二天的款終於入帳。
　　我在計算機上按了幾個數字，然後把手機放回口袋。
　　沒有人拍手。但我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