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女子合唱團》電影描述一群原本被社會貼上「受刑人」標籤的女人，因一首歌重新聚在一起，電影以女子監獄作為舞台，演繹一群生命曾經跌落谷底的女性，在獄中組合唱團，因而重新尋找自己、家人，甚至與社會和解的可能。事實上，《陽光女子合唱團》是把音樂帶出敘事的溫情電影，但真正值得玩味，除了「犯錯的人，是否還有重新被理解的資格？」以及回到現實的電影發展，當一個故事源自翻拍，台灣創作究竟能不能唱出自己的聲音？
　　一首唱出女人被迫失去的人生
　　《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故事從一位母親惠貞（陳意涵飾）與女兒芸熙開始，惠貞因為誤殺丈夫入獄，而在監獄生下女兒芸熙，而在獄中撫養孩子的點點滴滴開場。轉折在於當女兒被診斷出眼疾，母親能夠與之相處的機會將愈來愈少。對於惠貞來說，唱歌絕非夢想，而是送給女兒的最後一份禮物。因此，原本互不相識、甚至性格南轅北轍的受刑人，在監獄裡組合唱團；也讓其他成員，重新找到相信自己仍然值得被愛的出口。
　　這也是《陽光女子合唱團》的動人之處，合唱從來不只是歌聲美妙，而是大家的聲音都必須被聽見。在監獄中強調身分、秩序以及規訓的空間裡，她們原本只是編號、罪名及刑期，卻讓音樂重新組成一個個有名字、有情緒、有故事的女人。當有人失去家庭，有人失去自由，有人失去人生方向，不同聲音同時響起，她們也重新找回自己。
　　從《小偷家族》到《陽光女子》
　　《陽光女子》從找回自己到家庭延伸，對於「生長環境」的重新定義，這些女人原本沒有任何血緣，甚至可能因為不同性格互相衝突，但在彼此扶持及共同生活之後，她們開始培養一種超越血緣的情感連結。這不禁讓人想起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電影，一旦血緣不再是組成家庭的唯一條件，那麼真正讓人稱之為「家」，到底是血統、法律，還是那些在最困難的時候仍願意留下來的人？
　　因此，《陽光女子合唱團》的劇情爆點，可能不是最後那場合唱究竟多麼催淚，而是這群女人為何而唱？當音樂讓她們短暫忘記自己身上罪名，也讓她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不該只用過去定義。這點其實也與一般勵志電影產生差異，她們唱完歌並不代表罪行消失了，傷害也不會馬上被原諒，更不可能因為一場演出獲得社會重新接納。真正困境，是在唱完之後，她們還要回到現實當中，繼續面對自己犯過的錯，以及這個世界是否真的願意接納一個曾經犯錯的人。
　　《陽光女子合唱團》的真正考題　翻拍之後成為自己的電影
　　然而，《陽光女子合唱團》即便躋身台灣影史票房前列，依舊不能避開它與韓國電影《美麗的聲音》（Harmony）關係；兩部作品同樣以女子監獄作為背景，同樣透過女性受刑人組成合唱團的劇情，藉由描繪母愛、犯罪以及失去與重新尋找希望的過程。但是《陽光女子合唱團》電影拍攝的真正難題，不是如何複製一個已經成功的故事，而是如何回答一個棘手問題，假使故事骨架已經存在，那麼台灣版本還能拍出什麼？
　　事實上，導演林孝謙與編劇呂安弦還能做的，除了把韓國演員換成台灣演員，以及將韓國場景換成台灣，還能夠把「女子監獄」放回台灣自身的社會脈絡。例如，當電影觸及女性犯罪、家庭暴力、親子關係及社會標籤，它就不僅止於只滿足「翻拍感人」，而是應該繼續追問，受刑人服完刑後，社會真的願意讓他們重新開始？受刑人的孩子又該如何面對母親過去？這些問題，才是《陽光女子合唱團》能否真正台灣化的關鍵。
　　如果只是翻拍　誰來唱出「陽光女子」自己的歌？
　　《陽光女子合唱團》反思「翻拍原創」的問題意識，反而提供一個很檢驗標準，翻拍從來不成問題，沒有自己觀點才是軟肋。一部電影可以借用別人故事，但卻可以長出自己靈魂。如果能從韓國原作出發，深入台灣女性受刑人處境、家庭關係及更生困境，那麼它就不是老調重彈，而是在熟悉的旋律裡加入台灣自己的音符。到了那時，《陽光女子合唱團》就不只是電影名稱，而會成為一群台灣女受刑人在黑暗裡，努力為自己唱出的第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