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紛擾糾結，身心備受煎熬，常常在電腦之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進行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曾經在那時代裡同行的年輕生命：涉及『民主台灣聯盟』案的首謀、畫家吳耀忠，以及中輟的醫科生陳述孔（單槓），早已走完了灰暗的人生。涉及『密告』的楊蔚，也在二○○四年病逝異邦。作為聯盟精神領袖的陳映真，則在十月中旬傳來在北京二度中風的消息！我也痛哭被『民主台灣聯盟』案牽累的、傷痕纍纍的自己。在淚眼中目送我年輕無知的生命遠去，並且看見當下的自己，血脈裡猶有熱情未息。」……

　　　　──季季《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2006）

小說家季季《寫給你的故事》、《行走的樹》寫作過程中，兩度跟我要資料，關於印華作家黃東平與金門「甲政第」的章節、關於金門畫家李錫奇的祖母陳好、姊姊李金珍一九五三年七夕雙雙遭逃兵槍殺的情節。二○○四年七月四日，台北明星咖啡屋重新開張，季季約我去喝咖啡，周夢蝶、林懷民、黃春明等當年的常客剛來了又走了，我在明星二樓靠窗的位置找到她，《民生報》的徐開塵小姐正進行訪問，我未敢驚擾；遙想一九七○年代，我在金門後浦翰林書店買了她一本已泛黃的小說《泥人與狗》，然後來到台灣，與友人約在明星，總會看到一位專注寫作、帶點憂鬱氣質的女子，「她就是季季──」、「她就是何索筆下的艾梅──」。

二○○七年二月三日，星期六，菩提、黃克全、牧羊女等一行八人，約好到苗栗頭份流東里雙喜街探望消逝多年的金門資深作家楊天平及他不明內出血在家療養的夫人曾春枝。楊天平因一九七五年腦傷引發的後遺症，喪失了大片記憶，筆也停了；我那篇＜如花燦開的笑容──與楊天平重逢在流東里雙喜街＞二○○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浯江夜話》刊登後，回響不斷，讓遷台二十五年、幾無文友來訪的楊家，這五個月來每到星期假日忽地熱絡起來，沈默無語多年，楊天平塵封已久的文學記憶之匣又奇蹟式的慢慢恢復運轉，記起了黃克全、記起了牧羊女、記起了許冰瑩，記起了當年整理好、未出版的書稿，他也終於鼓足氣力，去年十月二日，一天往返行程，在子女的陪同下重回久違的金門故鄉，自己找到了官澳村一三一號老家，也認出了多位老鄉老友。楊家人把這一切歸功於文學與文學人帶來的力量，讓他「沈睡」多時的腦部活動得以再次「甦醒」。我的解讀則是，楊家有一位隱忍厚重、恩愛無悔的偉大客家女性──曾春枝女士。

而文學，也可能是一股力量、一種治療吧。

再訪楊天平的旅途中，我隨身攜帶了季季的新書《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黃克全說他讀完了，牧羊女說她站在誠品翻過了；書出版才短短三個月，列入誠品《好讀報告．藝文名家愛讀本》，朱天文、劉克襄、陳浩都挑上這本，朱天文說「人們終於曉得了用記憶抵抗時間，用私密史叛變大歷史」，劉克襄說「她的經歷相當戲劇性，讀來彷彿電影劇本，堪可與張愛玲的傳奇人生相比」，陳浩說「一個來自台灣雲林鄉下的純真女子，把藏在衣櫥暗屜裡三十多年的一顆破碎的心，拿到眾人前，以小說家的文字，一針一線修補」；李奭學在元月號《文訊》以＜何索震盪＞為文指出「……『行走的樹』這四個中文字，在英國文學史上有出典：莎劇《馬克白》中馬氏惡貫滿盈，一朝醒來，柏南森林的樹木居然會走動，來到居址所在的丹新南城堡。他懵懂於英軍喬裝圍城，自己已陷入了險境，還以為天降異相。放在季季的上下文中，莎士比亞的意象有道理：《行走的樹》全書所寫，殆陷入人生險境的季季，而其重點所在，正是她和楊蔚間幾近四十年的坎坷婚旅，可謂步步驚魂」；劉大任在二月一日出版的《壹週刊》以＜生死皆為君＞寫道「……讀完季季的新書《行走的樹》，內心翻騰起伏，夜不成寐……，為甚麼本應是無限美好的理想，卻成為無底深淵的夢魘？季季的書裡，我們找不到答案；她只是忠實地記錄了她個人的經驗。但是，這個經驗如此驚心動魄，迫使我們不得不正視、面對。」

季季《行走的樹》是一本散文體自傳，寫她十九歲來台北，二十歲時嫁給三十七歲的楊蔚（何索），二十一歲初為人母，經歷了六年半的婚姻惡夢，又經歷了離婚後近五年的糾纏；賭徒、說謊家、坐牢者、告密者、婚姻暴力……「經過三十年（一九九四），我才知道，這個曾經受過中共地下訓練的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就編製了一套任何人在那個年代都無法查證其真假的劇本。一九六四年十九歲的我，對那套劇本也只能深信不疑。而且也完全沒有料到他已把我納進那個秘密劇本，在其後的歲月裡參與他的演出。」

《何索》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的小說名，小說一起行「『如果我真的瘋了，那沒關係，我不在乎。』摩西．何索想。有些人可真的以為他瘋了，而他也有一陣子懷疑過自己是否真的存在。」楊蔚就是以「何索」為筆名，把貝婁的小說人物納入自己的現實人生，一九七六年以一本《何索震盪》出發，成為台灣最受歡迎、最暢銷的幽默作家；季季看到的丈夫何索，「只是一個背叛的左派，奢靡的右派，虛無的頹廢派……，每當他的謊言被發現，他總僵著臉，惱羞成怒答道：我說的話，妳就當作是放屁！」

我認識季季，也認得何索。一九八七年初，坊間一本《真相雜誌》以長達十多頁圖文篇幅報導＜何索失蹤了！＞，同年十月十四日晚間，我在台北光復南路的「38℃」咖啡館撞見高大英挺、一髮如霜的何索，「誰說我失蹤了？我的筆名已改成『哈潑』！」兩個月後，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他帶來兩冊書稿，小說《台北天堂》、散文《大家都來搶銀行》，到我工作的出版社，他說可能是封筆之作了，希望我能出版，另外又帶了兩冊親自校正過的小說舊版《春天．戰爭．愛情》及《愛情等於○》盼能重印，我打開書，他在《愛情等於○》的蝴蝶頁用紅筆寫了行字「愛阿華的一片枯葉／何索」，又在下頁寫了「給小蔚留念／爸爸一九八三、十一、十八」，顯然是送給孩子的書又拿了回來；他說他急需現金赴大陸，想念山東老家一位分別四十載的情人，「好比你和你的女朋友約好明天晚上六點在台北火車站相會，你因臨時出了狀況而失約了，一別四十年，她還在那裡癡癡地等著你，你作何感受？」

我當即被何索的故事感動。用現金買斷。書出版後，再也找不到他。整整二十年後，讀到季季《行走的樹》，才知道何索死了，才驚覺他們之間隱藏了一個大黑洞。文學是一種記憶，書寫是一種治療。行走的樹！季季，以及那個時代的同行者，向傷痕告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