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侵高棉事件之後，我注視著美國政府不斷擴大戰事，覺得自己對越南已不再熱衷。我擔心我身為記者的價值將為這場戰爭的血腥淹埋，擔心我不再能成為一個沒有偏見的觀察者。像其他許多在我之前對這一切心灰意冷的人一樣，我感到憤怒，因為這似乎是一場無解的戰爭，新聞報導與可怕的犧牲似乎對結束這場戰爭毫無助益。我想離開越南。我已經準備好了。」

──彼得．阿奈特《我從戰場歸來：一位戰地記者的回憶》（譚天譯，1996）

「你在越南目擊和尚自焚現場，當時為何不出手救人？」

「身為記者，我不能介入歷史。」

「台海若發生戰事，你將採何種立場報導？」

「我從來不站在戰爭的任何一方！」

彼得．阿奈特（Peter Arnett）來台北，四月二十一日應龍應台基金會邀請在中山堂發表演說「美國，從西貢戰場到巴格達戰場──煙硝中的真相」。台灣的平面、電子媒體，除了《中國時報》、《聯合報》外，似乎都沒有看見這個人，它們寧願撲向這座城市的另一場戰爭──台灣首富郭台銘的桃色事件。而我，猶如遇見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巨星，一邊看大聯盟轉播、一邊重讀台海危機那年出版的阿奈特四十萬字中文版回憶錄《我從戰場歸來》，想從書中再發現、印證、彌補些甚麼；周末晚，因為與當年的「災難記者」眭澔平、「黨外時期」攝影記者許伯鑫及為趙傳寫《粉墨登場》的王學敏等人在台北南非餐廳有個「金門行同學會」，錯過了阿奈特的演講。

「釋廣渡擦亮一根火柴，兩手合十成蓮花狀，火焰迅速吞下他全身。布洛尼不斷按動他的快門，另一位和尚開始用越南語及英語向群眾大喊：『這是一面佛教旗，他為這面旗而死。釋廣渡自焚是為了這面旗子。』老和尚全身冒出火焰而死的照片使舉世震驚。」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已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的越南，一支示威隊伍抵達西貢市的高棉大使館前方廣場之際，一輛灰色轎車停住、衝出三位和尚，其中一人隨後引火自焚，美聯社記者阿奈特及攝影記者布洛尼目睹也拍攝了這一幕，震愕全球；阿奈特回憶錄的第二篇，寫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五年的越南，＜自焚＞是其中一小節。事後，阿奈特被同行問到當時為何不出手救人？他回答，那非意外而是「政治聲明」，又說「身為記者，我不能介人歷史。」

阿奈特大概不會知道，他以新聞語言及畫面記錄了越戰史的自焚一幕，有位剛歷經金門八二三砲戰寫出《石室之死亡》、派赴越南西貢任軍事援越顧問團英文秘書的詩人洛夫，也寫下了「摩托和尚」版、讀來驚悚的詩＜自焚──記西貢某高僧＞：「手拈一朵花／他就這麼開心的笑了／所謂頓悟／是在喫下了一冊厚厚的佛洛依德之後／早課方畢／便獨自躲在雲房裡／數自己的舍利子／然後騎摩托車上街／在一座座長滿青苔的牆上／貼標語／色非空／汽油非威士忌／一點燃／他頭頂爆出一朵晚香玉／諸佛燦然」。

戰爭！記者記錄事件的發生，詩人洞察事件的背後。阿奈特認為記者堪稱是第一個撰寫「歷史草稿」的人，他研究歷史的友人又說出「記者寫初稿，但歷史學家卻要花一輩子時間去更正記者的初稿。」這又讓我想起《戰爭的迷霧》記錄片中，執行越戰任務的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用了一句話歸結他與越戰的糾葛，「眼見為憑還不可以為真」。七十三歲的阿奈特，四十五年的戰地記者生涯，經歷了二十多場戰爭，也見證了政客為選票及政治利益所掀動的「戰爭」，譬如一名十五歲的科威特護士到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自訴，指稱親眼目睹伊拉克士兵衝進科威特市的醫院，把保溫箱的嬰兒丟在冰冷的地上任由死去；這是一件事後證明護士身份根本不存在也不在場的造假證詞，卻已醞成全美各地群情激憤，參議院最後以五十二票對四十七票通過出兵攻打伊拉克決議，一九九○年的首次波灣戰爭就是從國會裡的這則假證詞開打的；一九九七年的第二回波灣戰爭，美國政府宣稱轟炸的是伊拉克的化武工廠，任職CNN的阿奈特採訪揭露了所謂的「化武工廠」竟只是嬰兒奶粉工廠，他又在那時經過層層關卡深入阿富汗的山洞中獨家專訪到手持AK四七步槍，講話不帶感情、不眨眼，極度冷血的賓拉登在鏡頭前表示要對美發動一場聖戰，無奈美國官方不相信、嗤之以鼻，四年後換來了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又在另一波擊打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中，繼續在奶粉工廠找化武。二○○三年美軍三度入侵伊拉克，阿奈特再也看不下去了，跑到伊拉克的電台大肆批判「這個戰爭計畫是失敗的」，引發美國政府強烈不滿、反彈，阿奈特因而遭到NBC解職。戰後的發展，美國人民對布希總統的滿意度直直落，一部反布希的紀錄片《華氏九一一》大賣且勇奪奧斯卡，但媒體對布希的政策真偽漠然，也沒有人再去追究、監督戰爭的真相，阿奈特因而慨嘆「媒體的冷漠，成為腐敗政府最大的幫凶！」一生為發掘烽火下真相而活的阿奈特，他的新聞準則是，做一個記者，首先要忠於揭露事實，追求真相遠高於效忠國家。

我一面注視著阿奈特來台北的受訪、演說內容，一面閱讀著他的《我從戰場歸來》。讀著、讀著，讀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他是留守在越戰戰場最後一刻的最後一位外國記者，「我對自己說，不，還沒有完全結束。我寫過一切有關越南的報導都指向今天，我覺得自己有義務為越戰的收場做一見證。」他在美聯社服務的十三年時間，總共寫了三千多篇越南報導，也讓他在一九六六年、三十二歲時就獲得美國普立茲獎，無疑的，越戰的終點卻是阿奈特戰地記者生涯最重要的一個起點，此後他又經歷了無數個戰爭現場，他總是能在最危險的邊緣不畏強權、挖出真相，更勇於挑戰官方的主流價值；「我從來不站在戰爭的任何一方」，阿奈特的這一句有力，在戰爭的迷霧下，不禁又教人想起，「戰爭，沒有勝利者，只有倖存者」，「戰爭沒有贏的一方，只有輸的雙方」；在戰爭之島存活下來的我們，今後，請不要再唱古寧頭「大捷」、再說八二三「勝利」了。是的，戰爭無情，和平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