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絕對時間的典範出現不久就被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所取代。一九一五年，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假設時間並非絕對的，而是與觀察者相對的，時間可因觀察者的速度而改變，例如，宇宙間速度最快的物質是光子，而在光速中，時間是停止的，觀察者如能以超光速旅行，則時間是倒退的，觀察者在超光速旅行中將會返老還童。當然，現實中人類無法超光速旅行，時光倒流因此只存在想像中，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已被證實在理論上為真。因此，牛頓的絕對時間已不再是真理，僅能說在一定的條件下為真。愛因斯坦重新建立了時間觀念的典範，打破了古典物理學的封閉體系。

封閉知識體系的突破與新知識的建立，有賴非常之天才或不同知識體系的刺激，科學是如此，人文社會亦然。中國在清末民初之前，猶自視為天朝，以西方國家為蠻夷之邦，等到西方的船堅砲利打開中國的門戶，中國人方知西方之科技與文明之盛，汲汲於西學，想要師夷之技以制夷，甚至全盤西化。於是在西潮衝擊下，西方的民主制度成為政治上新的典範，人權觀念取代了三綱五常，成為倫理之新典範，傳統文化封閉的價值體系因此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近代東西方文明的接觸，固然是東方向西方學習的多，東方許多傳統典範被西方取代，但東方也不斷挑戰西方的知識體系，逼使西方文明修正其典範的觀念。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自視為世界的中心，故以東亞地區為遠東，亞非之間為近東，遠近之分，完全以歐洲為中心，東亞、非洲自是歐洲的邊陲，這和中國以前自視為天朝並無不同。在西方殖民宗主國的眼中，東方意味著一種異國情調和浪漫的想像，這點我們只要看看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詩歌和小說對印度的描寫即可明白，另一位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作品《印度之旅》（Passage to India）更是如此。我國作家老舍在二十世紀初旅居英國，憑著第一手觀察寫成小說《二馬》，其中英國的房東瑪麗母女，對二馬父子的印象，也完全是一種異國浪漫的想像，純粹為了滿足其對東方的好奇。這種對東方的好奇，巴基斯坦籍的美國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其《東方主義》一書中有深入的描寫和討論。薩伊德的後殖民理論告訴我們，歐洲不是中心，殖民宗主國不是中心，任何被殖民國家，任何文化都可以以自己為中心，以他國，他文化為邊陲，西方可以是東方的「他者」（the other）。這樣一來，後殖民主義轉移了殖民時代中心觀念的典範，甚至更進一步完成了「去中心化」（de-centering），讓世界成為一個多元平等的文化、種族聚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