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吳鈞堯先生以「說金門文學缺乏的兩種人才」為題，認為金門現代文學缺乏創作與研究人才。並概舉金門作家代表洪乾佑、陳亞馨、陳長慶、林媽肴等人為例指出：即使是最足為代表的吳鈞堯、黃克全、楊樹清、張國治、歐陽柏燕、許水富、蔡振念、石曉楓等八人之成果，吳也坦承披露於台灣文壇，「較之名家大作，又相形見絀了。」進而結論：「而上述金門籍作家─楊樹清、吳鈞堯，雖相對年輕，實已進入中年，回首探視，卻還看不見下一個世代的創作者。金門作家若不振作，豈止在歷史上是一種斷代，就連創作，也將出現斷代了。」且就此議題閒談之。

姑不論吳先生在認定與深度上是否得當，我們所要閒談者乃在於作為文學的元素是什麼；又身為作家的條件又是什麼？也唯有如此，方能釐清金門文學的真正問題！

何為文學？暫以小說為例，在十八世紀末，義大利的劇作家(Carlo Gozzi)曾經宣佈，世界上只能有三十六種劇情；德國的(Schiller)不相信，費了多年想要突破這說法，結果還是服輸了。直到二十世紀初，法國的(Georges Polti)引証了一千部戲劇，兩百部詩歌小說，重申此說，意謂世上劇情最多只有這三十六種；而在技巧上，僅以歐洲傳奇的「垂直透視」為例，這種以意義的掩映重疊為中心，不重邏輯次序與水平連接的筆法，較之於左傳敘事的境界，毫不遜色。凡此種種，均已直指作為一項文類，是有其條件的，而非「說故事等同小說」者所能憑空舖敘的。

小說如此，那散文？姑不談我國傳統《文心雕龍》等文評，就西方散文為例，西方文學以詩、戲劇及小說為主，其中雖也曾出現一些謀篇圓融，辭藻華茂的散文作品，但能成為傳世的是十分脆弱的。以英國文學史為例，除了培根(Francis Bacon)、蘭姆(Charles Lamb)等少數大家作品外，誠可謂寥若晨星。易言之，西方文學以象徵虛構為其藝術之神髓，無論歷史、哲學、和文學等都以辭達為目的，往往厚實而不雅，欠缺藝術的丰采，誠如楊牧所謂「有筆而無文」者也。可見作為文學之要件是何其嚴謹的。就此而論，金門文學之窘境，恐不僅止於吳鈞堯先生所說的而已。

再論作家條件說。創作對作者而言，是不斷深掘自己心靈的過程；而讀者則是不斷深尋的歷程，兩者都饒富意境。

也就是說，身為作家之條件不應有區域之限、意識之隅、更不應有籍貫等政治元素之別，而應觀注的是作者深掘心靈的過程，以如椽大筆自然宣洩；所謂君子不器，提筆如行雲流水，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也。就此而言，上述這些吳鈞堯先生所標舉的作家，其境界之高低已明若皎月了。

「典型在夙昔！」以現代散文大家為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彼等以白話文為基礎，承襲古典文學神髓，復吸取西方及日本風格，在大時代風潮中，以鷹揚多情，橫槊賦詩的章法，賦下多少汗牛充棟的散文，但能成為大家者卻不多見，依楊牧言概分七類：

首是小品文，以周作人為代表，其文風上承晚明，平淡中益見醇厚的一面；二是記述文，以夏丏尊為前驅，一篇「白馬湖之冬」樹立了白話記述文的範本；而許地山的寓言最稱淋漓盡致，他深入梵文舊籍，結合傳統象徵筆法，神韻無窮，此第三類也；第四類是抒情文，以徐志摩為首，他以詩人之筆，瀟灑浪漫，開一代抒情文章風格；再來是議論文，趣味多得之於林語堂，益見他重智慧之渲染，和幽默人生的闡述；第六類就是說理文，以胡適影響最深，他所建立的學術說理格式，證明白話文之可用；最後是雜文，當屬叱吒一時的魯迅為代表，他在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上，潑辣風格，睥睨縱橫，時人無出其右。

我們若窺究這些大家的散文，大都是感性、知性交相著墨。以作者真性情的筆觸，展現感性散文的真摯和抒情性；或以獨立超然的認知，避開作者個人的情愫，以表現知性散文的思想、見識與智慧。兩者交融互用，筆鋒自然，益見所謂大家的深度與廣度是如何地浩瀚。

依此而論，其實今日金門作家之困境，豈僅是吳先生所謂「楊樹清、吳鈞堯，雖相對年輕，實已進入中年，回首探視，卻還看不見下一個世代的創作者」的窘境而已；由於淺碟文化的泛濫，加上後資本主義的操作，以致影響讀者接近雅文的機會，亦侷限了作家的視野，令人浩歎。有鑑於此，倒不如不分畛域，引介大家作品於讀者，或許較為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