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聯合報舉辦了一項台灣文學經典票選活動，從新詩、小說、散文、戲劇、評論中選出若干所謂經典作品，活動先由七位委員選出各類作品共153本參加複選，再以問卷方式由九十一位來自大專的文學教授、媒體編輯、評論家選出心目中的三十本經典，統計後得出五十四本作品進入決選。最後由七位委員選出最終的三十本作品，成為台灣文學的經典，並舉辦研討會，邀請學者就這三十本經典發表評論文章。經典書單一經披露，當然引起許多爭議，因為究竟誰有權力來決定什麼樣的作品可以稱之為經典，攸關了文學論述的權力，也展現了文學經典化過程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儘管如此，但文學經典化（canonization）的儀式自古皆然，而且也是必要的，所以這種儀式在文學史上從未停止，作家之遭遇因時代文風、批評家品味，也就有了幸與不幸。

現代文學經典化，因為少了時間驗證的因素，少了歷史的篩選，所謂經典，也還不是文學史上的定論。就在聯合報經典三十活動之前，美國藍燈書屋（Random House）也選出了過去百年來一百本最傑出的英文小說，前五名分別是喬伊斯（James Joyce）的《攸力西斯》，費茲傑羅（Scott Fitzgerald）的《大亨小傳》，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畫像》，納布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羅莉塔》及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這份書單一出來，女性作家就抗議女性太少，只有八名，英美以外的英語作家也抗議這份名單以英美為中心，澳洲、南非的作家沒能上榜，也有人批評選書委員年齡太大，平均六十八歲，更有人質疑藍燈書屋出於商業炒作，所選之書大都由藍燈相關出版社出版。

無獨有偶，美國《時代雜誌》也在上世紀末選出文學界百年來的傑出作家，不限於英美文學，小說作家中入選者有喬伊斯、卡夫卡（Franz Kafka）、吳爾芙（Virginia Woolf）、海明威（Ernest Heymingway）、黑人作家艾理森（Ralph Ellison）。這份名單爭議就更大了，先不說第三世界國家大不以為然，在日本人眼中的川端康成，法國人眼中的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豈非近百年來世界級的小說家？中國人佔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過去百年，中國沒有出現偉大小說家嗎？高行健在世紀末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許多人以為正好是因為瑞典皇家學院唯一的中文教授馬悅然翻譯了他的作品，而馬悅然年輕時正好住過高行健《靈山》中所描寫的四川，但高行健之外，沈從文、老舍、茅盾，中國豈無傑出小說家？

可見文學經典化的過程如同高行健得獎，多少帶有偶然性。卡夫卡臨終交代他的朋友將其作品悉數燒毀，幸好他的朋友未遵從遺志，否則今天卡夫卡如何能成為經典作家？六朝時，昭明太子編了《文選》，固然保存了許多名著名篇，然而，更多未入選的作品很可能是遺珠，《文選》畢竟只是昭明太子蕭統的個人品味。杜甫在唐人選的唐詩選本中入選的極少，要不是宋代因外犯頻仍，國弱民病，時代氣氛使他們看中杜詩中忠君愛國的一面，因此尊杜為詩聖，杜詩是否如此為後人所熟悉，尚是未知數。漢代是先秦古籍最重要的經典化時代，立五經博士，成立官學，這些經書皆是儒家經典，因為漢武帝獨尊儒家，道、墨不受重視，道家要到唐朝以老子為先祖，道書才被經典化，墨家則要到清朝才有人重新重視。

古代著作的經典大都有政治力量的介入，時至今日，則批評家、教授、編輯、出版商、媒體等多元力量加了進來，所謂經典，不過是文學權力競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