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矚目的兩岸海基、海協江陳台北會談，在場外警民衝突不斷的情勢下，仍然如期完成了兩岸空運、海運、郵政及食品四項協議的簽署，無論是否贊成協議內容，江陳的台北會談確實是繼今年六月兩會在北京恢復了中斷近十年的協商後，兩岸關係的又一重大突破。

然而，無可諱言，由民進黨與本土社團所發起的如影隨形的「圍陳」抗議，以及因此引爆的大規模警民衝突，乃至於台灣內部因陳雲林到訪所引起的對立氣氛，顯然並未因為兩會的協議與陳雲林的離台，就劃上句點。

其實，因陳雲林訪台所引發的衝突，不僅早可預見，相當程度甚至可以事先化解。早在陳雲林啟程來台前，金門各界就不乏有希望江陳會移師金門舉行的呼聲，對此，筆者也曾於11月21日的〈浯江夜談〉呼籲：「金門是江陳會最佳地點」，「江陳的金門會不僅有助於化解當前台灣內部潛在的衝突因子，並延續兩岸持續對話的氣氛，對渴望彰顯主體意識的台灣民眾來說，在海峽彼岸的金門舉行兩岸會談，當有助於營造兩岸對等協商的談判氛圍。對樂見兩岸交流又深怕受傷的多數台灣人民而言，金門當是『江陳會談』的首選地點，主其事者應通盤考量、妥為因應。」

我們必須再次沈痛地指出，主其事者之所以漠視這樣的建議，背後有兩個根本的原因：

其一，無論藍綠，均以大台灣主義作為推動兩岸交流的基礎：何謂「大台灣主義」呢？就是漠視金馬離島在兩岸交流時所能扮演的積極性角色，動輒以台灣本島的利益為利益，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回顧194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史，無論是在兩岸武裝對峙期間的緊張狀態，或是兩岸進入和平交流時期，甚至是開放金馬試辦小三通之後，金門所能扮演的向來就只是工具性的角色。

於是乎，台海危機期間在金門駐守重兵以宣示台北的反攻決心，甚至是在廈門於1979年成為中國首批的「經濟特區」後，藉由強化金門的戰地角色以營造所謂「三不政策」的正當性，乃至於在兩岸已然直航的今天，金馬小三通卻仍然屬於「試辦」、「實驗」性質，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在這樣的思維下，主其事者壓根不會考慮在金門進行二次江陳會，其實也就完全不讓人意外。

其二，進一步言，兩會無緣於金門會談，意味著台北當局對金門在兩岸間所扮演的中介性角色顯然沒有深刻認識：所謂金門在兩岸的中介性角色所指為何？要言之，金、馬在地理上雖然屬於中國，1949年以來的行政權卻歸台灣，正是這樣的地緣特性，使得北京在高舉「一個中國」的同時，也無法否認同時存在於兩岸間的「特殊關係」；相反地，自李登輝發起「兩國論」以降，也正是因為金、馬夾處兩岸的地緣特性，使得台灣海峽難以成為所謂特殊兩國的疆界。

讓人遺憾地，再三宣示兩岸交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馬英九總統，似乎未能體察讓金門在兩岸間扮演積極性角色，當有助於凸顯兩岸對等、分治的政治現實，從而降低台灣民意對兩岸從事交流的疑慮，殊屬不智。

為兩岸關係發展計，為台灣總體利益計，於此願意再次提出呼籲：請當局正視金門在當前兩岸關係中的正面意義，並賦予其扮演更多積極性的角色與任務。

或許就從建設、增置各項軟硬體設備，讓金門成為兩岸會談的中心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