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多元化與民主化之後，知識份子的定義也產生了質變，尤其在資訊時代及專業分化的社會裡，一方面知識的獲取變得容易，另方面也由於知識以等比級數的方式增長，大多數人僅能掌握自己專業領域，於是隔行如隔山的情形越趨嚴重，傳統士大夫那種「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通達在知識爆炸時代已不可能，所謂知識份子因成各行業中的專業人士，這多少和傳統知識份子除了以追求知識自期外，尚需民胞物與和關心社會有些落差，因此有人便認為知識份子已經消失了，尤其在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社會中，知識份子只成為靠販賣知識維生之人而已，和其他職業從業人士並無分別。

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學術人》（Homo Academics）一書，已把大學教授和學者從高高在上的知識殿堂拉到凡間。以今天台灣社會而言，大學快速增加，博士量產，許多博士找不到正職，只得到處兼課，成了賺取鐘點費的臨時工，安身立命不暇，遑論「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大志，即使有幸找到專任教職，又須在升等、申請國科會計畫、發表論文、接受評鑑等教學之外的繁瑣競爭制度中求生存，許多大學訂有升等年限及教師評鑑辦法，未能通過即遭解聘。於是大學教師汲汲於論文生產，知識複製，申請計劃，努力開拓學術資本，在心態上變得謹小慎微，有如奉公守法的公務員，要他們扮演批判社會，質疑執政者的角色，何若緣木求魚？

因為知識已經商品化，從法蘭克福學派新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看，在商品化的社會裡，人和他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產生了疏離，商品無所不在的交換價值抹殺了人的個性與完整性，知識份子也因此從他所應念茲在茲的知識中疏離出來，知識只是謀生工具而已，更無其他。尤有甚者，知識也和社會大眾產生了疏離，知識（或說學術論文）的生產不像一般商品和大眾密切相關，而只是在學術社群之間消費和再生產，今天學院中論文充斥著專業術語的寫作模式，社會大眾實難窺其堂奧。

在學術資本市場的競爭之下，大學教授也逐漸失去道德的光環，拉關係結黨派以求學術資源的分配、打造學術明星、追求學術權力。在學術產業裡，大牌教授手上拿著上億元的計畫，再發包給研究助理或博士生等小包工，大學校長和一級主管，掌握學校資源，分配國家補助的經費，制定辦法評鑑小教授，儼然是企業中的管理人。大學管理人堂而皇之大談提升學術競爭力，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的幕後，其實是學術工廠中一群知識長工焚膏繼晷的血汗結果。

台灣這一套學術市場的機制完全學自美國。美國大學近年來，兼任教師、研究生、助理紛紛籌組工會，爭取自身權益，而這種教師工會或教師聯盟的老祖宗正是美國教育學者杜威（John Deway），他當年看到學術權力對學術自主的戕害，曾經挺身捍衛被解聘的教授。學術的市場化也改變了校園師生關係，今天的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已成為一種雇傭，傳統那種循循善誘的校園倫理已可遇不可求。得失之間，也許各有定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