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說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澤，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這是他遍歷山川大澤書寫歷史的準備功夫，後來他遭李陵之禍，心中鬱結，遂發憤著書，「故述往事，思來者」，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終成五十二萬餘字的歷史巨著《史記》，而昔日孔子作《春秋》，也是因為周衰道微，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故作《春秋》以為天下儀表，《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對中國人而言，歷史的功能在知往事，思來者，所謂鑑往知來是也。
英國史家吉朋於一七六四年十月，旅行到了羅馬，一天黃昏，他登上了邱比特神殿山，在斜陽殘照中，坐在廢墟上緬懷歷史，忽然聽到神殿裡僧人的晚禱，心中首次浮現書寫羅馬衰亡的想法。廢墟象徵著羅馬大帝國，神殿、僧人象徵羅馬帝國興盛時期。受其迫害的小宗教。吉朋之時，羅馬帝國已亡，而基督教卻支配了西方的文明，盛衰之際，令人感慨，於是吉朋寫了二百六十萬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近代史家湯恩比二十幾歲就在牛津大學講授古希臘史，一九一四年八月，他二十六歲，第一世界大戰爆發，他深受震撼，而他發覺這種震撼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史家修西迪德斯也曾有過，當時是希臘各城邦之間征戰不已，列強割據，修西迪德斯預言，那時代各城邦間的混戰，將使希臘民族走向窮途末路，當一個民族不能反躬自省，回應時代的挑戰，解決問題之際，勢必走向衰亡。湯恩比靈光乍現，有了和修西迪德斯相同的洞見，於是下筆寫作了三百二十萬字的《歷史研究》，提出了挑戰與回應的史觀。
如同許多史家所見，歷史總是混合著血腥與玫瑰。人世紛擾不已，唯有時間老人才能帶走一切，不管榮辱或窮通，所以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結尾說：「歷史經驗升高和擴大了我們的思考和視野……一生和一朝的時間不過是一瞬。墳墓僅挨著王位，一個惡人成功後，便立即喪失了他掠奪之物。」
英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研究中國科技文明史，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具有歷史意識的民族，中國具有一種循環史觀，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也，不同於西方的直線史觀。西方受基督教末世說的影響，認為最後的千禧年來到之後，宇宙毀滅，接著就是最後的審判。再加上近世達爾文的進化論，影響了社會科學和歷史，西方因此大抵認為歷史是不斷演化進步的，而湯恩比的挑戰回應說，即認為在歷史的進程中，會有許多的挑戰，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果不能回應這些挑戰，就只有走向滅亡。中國近代以來備受列強侵略，國衰民弱，許多知識份子反省致弱之因，思有所奮發，他們發覺中西強弱之關鍵，因素之一便是歷史意識之不同，嚴復便認是和西方進化史觀不同，中國人具有一種退化的史觀，因此三皇五帝之際是太平盛世，此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西方史家史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也指出了中西史觀的不同是兩者文化中最顯著的特徵，學者如勞爾（Robert Lauer）更指出中國對過去的過度強調，未能將眼光放在未來，使中國無力回應西方文明帶來的挑戰。
的確，中國是一個重視歷史的民族，在世界文學史中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國家有像中國那麼多的詠史、懷古詩，但歷史意識的強調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嗎？恐怕只有時間（歷史）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