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後，台灣文壇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領軍的各種文學獎紛紛出爐，包括中央日報文學獎、自由時報的林榮三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華航旅行文學獎、宗教文學獎等到近年來各縣市文化局都會舉行的縣市文學獎，不一而足。目前中生代作家有許多都是靠文學獎起家，如黃凡、張大春、朱天文、張啟疆、鍾文音、駱以軍、郝譽翔、張瀛太、吳鈞堯等。有些作家，專以文學獎為目標，成為職業得獎人，各種文學獎上都可看到他們的名字，文學獎氾濫的結果，使早期那種鼓勵創作、甄選文學人才的機制大減，許多人專為得獎而寫，對文學不見得有多少奉獻的熱忱。前輩得獎人一旦獲獎，往往有鯉魚躍龍門的效果，從此登上文壇。晚近則是作家雖獲七、八種文學獎肯定，作品仍乏出版社問津，是文學獎太浮濫，還是文學人口和市場的萎縮？恐怕都有吧。
小說家鍾文音有次向我提起，她在紐約學畫時，寫的小說紛紛被兩大報退稿，後來同樣的小說改投兩大報文學獎，得獎後她作品少再有被退，她從此成了專業作家。可見文學獎確有發掘新人的作用，成名作家如果還參加文學獎，那就真在狀況外，不知行規了。文學新人大多在獲數次獎項肯定之後，退出比賽，把機會讓給更年輕的人。我的同學張大春在大學時代就經常在競逐中勝出，近年來身份轉換，已成各種文學獎的評審。
也有一些作家得獎後便淡出文壇，消聲匿跡，原因諸多，我們只能為之惋惜。台灣文學獎都規定作品必需未經發表，這和歐美正好相反，這些國家文學獎大都如諾貝爾獎一樣，只頒給已出版作品的作家，是對作家既往成就的肯定。當然，世界各地都有作家得獎後即消失創造力，或再寫不出好作品的情況，海明威就是顯例，獲諾貝爾獎令譽之後，他文思枯竭，彩筆頓失，竟以自殺結束生命。文學獎對文學的利弊，恐怕見仁見智。諾貝爾獎百餘年來，獲獎的文學家許多作品我們聞所未聞，但也有歷久彌新的作家如喬伊斯、托爾斯泰等終身未獲瑞典皇家學院院士們青睞。高行健在上世紀末為中國人贏得第一座獎，引來許多爭議，他的書至今尚不能在大陸發行。每一種文學獎或每一位評審都有其政治立場和文學品味，得不得獎往往是評審互相折衝妥協的結果，參與競逐者有幸有不幸，不必太在意。何況文學風格講求作家個性，有時我們很難拿蘋果與橘子相比，作品往往各有優缺點，也只代表作者自身深層的意識和情感藉語言風格的呈現，實無法如科學定理有不變之公式。
近年來我有機會擔任各大學校園文學獎或地方政府文學獎評審，感受較深的是世代的差異，年輕一輩在思考模式和語言上也許受到電腦、網路、影視傳媒的影響，和我們這一中生代或前行代都有很大差異，許多粗劣的翻譯作品也左右了新世代語言的習慣，在我看來，如果大環境沒有改變，光憑文學獎似乎不能提升文學作品的質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