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朱熹竟成為金門掩飾文風粗鄙的面具，更成為金門大擂「文風鼎盛」的頭巾，乃至出現無視史識之貽笑大方事。且煞有其事地增妝粉飾，毫無面對知識應有的自省與批判的器識，十足印證了金門文風的淺薄！
朱熹一生著述繁富，影響最大的是《詩集傳》和《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成為歷朝學子必讀的教科書，他的窮理學說，更成為宋明理學的靈魂；白鹿洞書院學規，亦成為歷來教育思想的濫觴。更有人把他比之於西方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因為沒有康德，西洋近代的哲學必然改觀；沒有朱子，我國宋、元以降七、八百年的儒家思想亦將缺乏重心。
然而，即便如此，朱熹並非如金門人士所言之完美。宋人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評他：「不孝其親。」姑暫不究此野史之真偽；但眾所週知的「嚴蕊案」，卻不難拼湊朱熹。洪萬在《夷堅志》中敘述：朱熹任提舉浙東刑獄時，因與台州知州唐仲友有隙，在得知唐仲友私誼名妓嚴蕊後，竟收押嚴蕊，企圖屈打羅織唐仲友罪狀，嚴蕊寧死不屈，悲慟吟道：「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後來幸得岳飛的兒子岳霖平反得以被釋從良。雖說後人研究認為唐仲友似有貪污罪行；但嚴蕊案卻絕非虛構。
事實上，號稱承緒儒家思想的朱熹，在他「存天理、滅人欲」的大旗下，嚴重扭曲了先儒思想；他曾上奏：「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此種以身分凌駕是非的法律觀，真不知他如何面對孟子所高舉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義理；又何以面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點；更不知他如何坦對「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先儒義理？此種禮教殺人的價值觀，正是戴震所痛斥的「以理殺人」；所謂「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而這些不近人情，大違先師之教的言行，誠不知那些極盡宗師朱熹的金門人士，可曾深思過？
牽強地說，朱熹與金門最接近的時空，應該是他二十二歲參加銓選考試，派到泉州同安當管理文書、印鑑的主簿時。就史觀言，以他當時的資歷，怎有能力，且有什麼理由跨海來到這個偏僻、蠻荒、人稀、化外的金門講學、甚至建書院？這就好比描述一名大學剛畢業，在台東縣府秘書室任職的初職等科員，私下溜班越洋到台東轄下外海的無名小島，去講學建書院的天方夜譚？何況在那個交通不便、極重視輩份資歷的理學時代，一個科舉剛及第的二十餘歲小吏，有此能耐？是以金門縣志中，大異於宋史的朱熹記載，豈僅是貽笑大方而已。就如同金門縣志大力吹捧先賢邱葵、許獬二人的《周禮補亡》、《許鍾斗集》，卻不知在權威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竟是輕蔑地論斷二人著作：「根柢不深」等！只是此等空谷足音，對那些自噓文風鼎盛者似乎並無知覺，更遑論對於朱子史事之探究！
哈佛的尤瑞(Willian Ury)教授曾出書指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凡對自己不同意的主張曲意附和，就是懦弱的象徵，只會讓人輕視。」或許這就是本文秉筆直言的原因；況且，也只有如此，才能稍覺無愧於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