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狗。怕狗，跟小時候住在昔果山有關。距離家最近的「惡犬」，是興邦堂哥他家的狗。狗的脖子縮了麻繩，急撲上來、張開獠牙大口狂吠的模樣，教人擔心是否狗會掙斷麻繩，咬過來。數不清的惡犬是軍營中的狼犬。其中一條就在昔果山到海邊的崗哨。狼犬繫著長鐵鍊，我揮舞棍棒、護衛年紀小的學童經過崗哨，再下機場水溝，徒步到垵湖國小。這大約是窮極無聊的衛兵，每一天清晨最精采的戲碼，所以，他們多不阻止，看著狼犬跟學童，混戰著經過崗哨。
長大後發現，是金門人，卻還怕狗的，真是少之又少。無奈，我卻是這少數的人。
也許，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內心的懦弱。
七年前，我除了怕狗，也怕SARS。新聞報導中，得知有位婦人罹患SARS。金門當局無力救援，後方臺灣放棄救援，婦人在無依無靠的孤寂中，走完她的一生。
我對這個新聞印象深刻，它告訴我，金門醫療的欠缺，以及人命在急難時，輕如鴻毛；而萬一，我是那一根鴻毛呢？
七年前，也就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我跟太太規劃回返金門。回金門能做什麼事情，我們都不清楚，但勾勒著從事文史工作、創作教學等夢想。舉家遷返金門，書籍跟我鍾愛的搖滾CD已是難以處置，詢問多家搬家公司，卻沒有一家可以服務離島的。
於是，我商請父母親來我家居住，讓他們上下樓，不再需要爬樓梯，也算盡孝。從一到三月，我們一家的話題都在聊搬返金門一事，四月初，我母親帶著尚未就讀國小的孩子，前往龍山寺祈禱返金一事，不料就在那個週末，萬華流浪漢感染SARS暴斃，SARS流傳的病症迅速延燒到全國、全世界。
再來就是金門也傳SARS死亡病例的新聞。
這個新聞，就像我童年時懼怕的狗。狗，彷彿擺脫麻繩跟鐵鍊，死絕地，一口咬了上來。然後，我就放棄了返鄉夢，四月底，戴口罩，參加東吳大學碩士班筆試跟口試，順利考上，並像彌補遺憾似的，以《金門文學發展之研究》為題目，撰寫論文。
而今，七年時間翻頁即過。我的返鄉夢，卻沒有隨著SARS的消失而消失，反而以更強大的力量驅使我。然而我，一個懦弱的人啊，卻還經常看見金門的欠缺，以及個人的茫茫無從，而裹足不行。
九一年出版《金門》散文集，是十二歲離開故鄉的我，再度跟金門的交集，回鄉不單是鄉愁，而跟金門各種建設（尤其是文學），有了並行的機會。前縣長李炷烽喜好文學，一手好字為人稱道；文化局長李錫隆曾是記者，多有創作。那幾年，收穫之一是透過活動認識學成返鄉的金門遊子，如周志強、郭哲銘、唐惠韻等文教人員，李炷烽、李沃士、吳成典等政治人物，都各擁專業。
不過，我未嘗多問，他們何以選擇歸鄉？生活在金門與臺灣，孰得孰失？
得、失，又該怎麼衡量？
幾次返鄉，我多走僻靜小路，拿相機捕捉金門的過去：破舊的三合院，新樹雜長；許久不用的推車，攤在陽光跟風雨中腐朽；豬舍已沒有呣呣呣的搶食聲；後座特大、用來載貨載人的腳踏車移置停用的倉庫，積厚塵、黏槁灰，那安置卻未丟棄的姿態，是對過往歲月所寫的逗號，而故事再往下寫，就該是句號了。
我每每沉醉在這些巨大的腐朽當中，是悲傷、是懷念、是不捨。主編《金門文藝》的陳延宗曾多次應我要求，趁離境前一晚，回到夜深人寂的昔果山住家，聽著梵唄吟唱，陰冷的風中，卻也陣陣溫暖。
燃一根煙，再一根煙，陳延宗從來不催我。
自從七年前，因為SARS阻斷回鄉路以後，我得以多觀察金門。以文化局各式的出版品為例，多次提到朱熹教化金門，導致文風大盛，然而，文風鼎盛似乎只是歷史洪流一個小小的反光，到今天，金門文學的反光在那兒？又賴什麼東西反光呢？
說實話，我不感到樂觀，也從未放棄希望。七年前，我若返鄉，做的是文學教學的夢，七年後，我發覺自己能做的事情，要比以往豐富、多元，結合的資源也會更多。然而，我還是不知歸鄉的路，到底是遠、還是近？我得去觸碰一些可能的方向。
曾有人如此說笑，許多人在臺灣混不下去，這才回金門的，但我認識的返鄉者，卻都有兩把刷子，他們回故鄉，是尋找理想的生活方式，並讓價值有所傳承。我沒去問他們，在臺灣過什麼樣的生活？因為，那是他們歸鄉之後，得要放棄的。他們在金門，能找到初初返鄉時，最核心的部分嗎？前者是失，後者是得，失、得之間，恐如陣陣大霧，難以分辨。
但是，他們做了選擇。
無論如何，學成返鄉者都值得我致敬。他們突破層層困惑，他們比我有勇氣。他們肯定也都不怕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