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農曆四月十二，就是金門人瘋迎城隍巡境的日子，一時間四境、八野，全島一百六十四村社，盡皆動員，共襄盛舉，為金門至為重要的文化大日。相傳這一民間廟會盛典，源起自清代金門總兵鎮之遷治，而古地（金門城）城隍亦同時隨之分靈進駐，遂有是舉。三百餘年來，這場重要的宗教活動，已然成為金門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要時間一到，全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會自動沉醉在這場盛典中。
　　由於家居城隍廟邊，在每年廟會期間，自然多少都會沁染這份喜悅，然而望對殿宇宮闕，儀仗陣頭，吸引我的卻是城隍廟埕邊的那塊紅色牌坊，去年（西元2009年）牌坊上所書遷治「329週年」，雖不知其算法為何？然若去年算起，「329週年」，其源頭不應就是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這一年，是否就是浯島城隍遷治的時間？為了滿足「好奇」之心，翻檢文獻，亟欲追尋答案，然依蹤訪跡之後，卻愈覺迷茫難解，現有各種文獻所載，讀之實令人愈見愈迷，未能有合適的答案。
　　首先是《金門志》的說法，即已語焉不詳。該書「職官志」稱：「金門鎮水師總兵官，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置。駐後浦。同治七年（西元1868年）裁，改置金門協副將。」（《金門志‧卷六‧職官表‧國朝職官》）然同書「規制志」又說：「平臺後（清聖祖平臺是於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總兵陳龍以所城稍圮，人煙稀少，移駐後浦。」（《金門志‧卷四‧規制志‧城寨》）除此之外，《金門縣珠浦許氏族譜》又提另一種說法：「金門故所城也……鼎革以後，海氛未靖，歲在庚申（清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設總兵官守其地……舊置轅於所城北門外，諸弁錯置處環衛之會」；又：「陳（龍）艱於子息，有嗾之家於浦者，壬戌（清康熙廿一年，西元1682年），陳（龍）遂移駐吾家，於是荒城兵墟漸成堅壘……」（《金門珠浦許氏族譜‧珠浦許氏移駐之變》）
　　上開三段史料，陳明三種說法，分別是：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以及康熙廿一年（西元1682年）。細究這三種說法，各有其疑，亦各有其立論之基要。
　　《金門志》「職官志」之說，僅云金門總兵鎮設置之時間，而直言其駐地為後浦，則可能是註記其地點，而非稱初設之所；此點該書「規制志」以及《金門縣珠浦許氏族譜》中〈珠浦許氏移駐之變〉一文，皆可為其註解，即金門總兵鎮初設確係於金門所城，且其時間亦係於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然而就是沒有提到總兵官陳龍有遷治之舉與遷治之時。
　　再者《金門志》「規制志」之說法，在戰略的理由（所城稍圮）與金門城經濟功能消退（人煙稀少）的壓力，而遷徙總鎮的說法，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不過平臺後，才作戰爭動員的準備動作，似乎與常理不符，一般為求戰勝，戰前即應已有動員之準備，為調兵集餉，自然有因應經濟運作方便之所的實需，故移鎮的可能性較高，而事後方有是舉，顯不合理；再加上林焜熿、林豪父子記述此一史事，並未具體說明時間，僅稱於「平臺後」，沒有具體的時間點，故是其言恐為描述之語，而非真確的直稱其時間點。
　　至於《金門縣珠浦許氏族譜》的說法，則是別有一番立論之道。該文原為許亮勳撰寫於清康熙四十四年（西元1705年），其距清初置鎮不過二十餘年，尚未足一代人，故而其說極可能為其自身親歷，再不過就是耳聞父、叔之語，是以其指稱有稜有角，其所述更是十分具相（例如這是唯一提到總鎮精確地點──「置轅於所城北門外」的史料）。但是其中提到遷鎮的理由則有點怨懟的口吻，可能是該家的「叢青軒」被總鎮佔用，而心有不滿，故詛訴「陳龍艱於子息」；但是該說法時間點相當具體，這與家產被佔，要後世子孫明析究裡、牢記家產被奪之恨的心理，有相當大的關係，故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可信度相當之高。
　　無論前述三種說法，真相如何？其立論的根基，皆肇因於金門總兵鎮的移駐，而始有浯島城隍廟之建置；可是這又衍生另一個問題，浯島城隍廟的建置真係與金門總兵鎮的移駐有關嗎？而且又是同時發生的嗎？這又是另一個教人生問的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