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初的現代化國家中，約有百分之八十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人口高度向城市集中的結果是全球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僅百分之二的土地上。在現代化過程中，人口向城市集中，但城市往往被視為邪惡之淵藪。
傅柯(Michel Foucault)指出城市是個異質空間，充滿各種可能與不同元素，但一般人皆視傅柯的異質空間為罪惡之源，使城市成了墮落的代名詞，人類只有離開城市，接近自然，才能保持道德的純淨。帕克(Simon Parker)在《遇見都市》中認為工業革命以來城市都給人負面印象，諸如過度擁擠、喧鬧嘈雜、黑暗陰鬱、違法犯紀等。法國研究城市的先驅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歷史的終結》一書則認為城市之病徵是疏離感，疏離使人失去了完成夢想的能力，城市的擴展也消解了鄉村，剝除了鄉村傳統的特色。在另一城市學者席曼(Melvin Seeman)看來，疏離是城市的必要之惡，城市居民每天面對一大群陌生人，多元的價值觀、道德標準等使人對週遭事物也缺乏共識，疏離感因之而生，疏離和都市中過度刺激、不安、缺乏信任感、孤獨等問題密切相關。社會學者渥史(Louis Wirth)則從人際關係著眼，指出城市中繁複的人際互動使彼此間只是斷片似的角色，導致了冷淡、無感、世故、理性等情感樣貌，沒有了親密的情感連繫，城市人因此處在一種失序(anomie)狀態。
但城市文明也有其正面價值，段義孚在《空間與場所》書中從空間理論分析，認為人口由鄉下向城市移居是因為城市在經濟上提供了工作機會，在心理上少了社會行為的限制，城市使人自覺更有前途，更自由，因此在空間感覺上反而較鄉下開闊。列伏斐爾《城市權利》則指出城市不僅聚集了財富，也聚集了知識、技術、藝術品，城市因此也充滿無限可能及機會。
我們每個人對城市的感受不盡相同，也許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的一段話最為貼切：「對過城而不入的人而言城市是一回事，對陷在城市中不得離開的人而言，城市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