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認識世界的方法不外乎是一個由小到大、由近而遠的過程：從自己的家、社區聚落、城市、國境、區域到世界。因此，家與社區聚落往往是一個孩子的中心，國家版圖則成為一個公民被教育的、顛撲不破的「固有疆域」。地圖的繪製正是再現了這種自我中心意識。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幾年前國內出現過地圖橫躺之爭議。很可惜這一課題淹沒在政治口水中，而沒有引導大家思考我們該如何認識世界。事實上，多數明清台灣的地圖之所以「橫躺」（而非朝北），主要是呈現和福建港口的對渡關係，甚至早期的地圖後山是不存在的；一部份則是西方人自菲律賓北上沿著花東太平洋岸所繪製的地圖，自然將東海岸置於圖的下緣。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也繪製了許多地圖（包括鳥瞰圖），但幾乎都會利用繪圖技巧將日本列島（當時稱為「內地」）臨太平洋岸之重要城市港口畫入其中，特別的是，作為日本地標的富士山往往不會缺席，作為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臍帶象徵。
從地圖確認自我中心之價值十分重要。身處南半球的澳洲，從北半球、特別是歐洲中心的觀點來看，簡直是世界的邊緣。因此，澳洲挑戰了這樣一種被建構的視覺秩序，他們顛覆了北上南下的傳統繪圖方式，以澳洲為中心，南方朝上（face south），一方面做為自我肯定的、去邊陲化的宣示，一方面也提供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觀看世界的方法。
製圖學家泰利‧哈達克（Terry Hardaker）曾經提到昔日歐洲中心為主的地圖投影法如同「透過放大鏡來同等看待歐洲與美洲，然後再以望遠鏡錯誤的一端來看世界其他地區。」因此，東亞在早期殖民時代慣稱「遠東」（Far East）。但現在亞洲各國媒體的氣象報告，幾乎不再採用大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而是將太平洋置於圖中，這樣一來，反而是英倫三島便顯得十分渺小，美東地區才成為地圖上的「遠東」。如同語言和文字一般，地圖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文化不同，製作地圖的概念、方法和技巧也就不同。進一步說，地圖的繪製是空間的社會知識建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政治的再現。
今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的普及正在迅速改變我們的生活。經由三顆以上衛星所發射的訊號，我們只需從PDA或手機上即可接收、獲得即時的位置、時間及速度資訊。此外，衛星影像地圖的精度也愈來愈高，大至山川地貌，小至城市中的建物、街景，皆能清晰標示，理論上地球上的任一角落不再是死角。許多國家的規劃部門，以衛星影像地圖進行環境監控、城鄉規劃、建築管理，可以更有效率。當然，若以軍事的角度來看，衛星影像的發達，也說明敵人與自身的透明性，以及戰爭型態的改變。
在科技的另一面，環境心理學及規劃設計領域愈來愈重視人們的心智地圖（mental maps），亦即人們所感知到各種環境意象、實質或心靈感受、空間或文化經驗所再現的地圖，製作地圖不再是專業者的權力而已，而是不同族群、性別、年齡的人均可繪製，如氣味地圖、聲音地圖、危險地圖；或者為了特定目的所繪製的地圖，如生態地圖、歷史地圖、公共活動地圖等。這些特殊的地圖，為城市規劃、歷史保存、生態保育、社區營造塑立了新的里程碑。
充分了解這些，我們才能真正知道一張圖背後的意圖，理解繪圖者希望述說或隱瞞我們什麼，而我們又能相信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