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下旬，我與金門大學兩位教師袁興言、陳書毅赴日本長崎拜訪泰益號的後人──陳東華董事長。
東華先生是金門新頭陳氏僑居日本的第四代，目前在長崎新地町經營日航酒店（Hotel JAL），經商有成；他又是長崎福建會館的主席，在當地的華人社會素孚眾望。我們的到來，是為了探尋早期僑居日本的閩南人足跡，而東華先生除了是位成功的企業家外，還是一位守護華人傳統、家族歷史的民間學者，在他的引導下，我們嘗試了解長崎的華人社會。
東華先生的曾祖父陳發興（1840-1908），1864年東渡長崎，加入由7位福建商人共同出資的貿易商號泰昌號（創建於1861年），1878年接替陳明達、黃信候、蕭仰齋等人出任號主，並任福建會館會長，1897年曾主持福建會館天后宮的修建，貢獻甚多。泰昌號的貿易網絡橫跨當時清國的上海、煙台、天津、營口、英屬香港、東南亞各地、俄羅斯海參崴等，貿易產品包括有海產、茶葉、藥品（輸出）及棉花、砂糖、豆類（輸入）等。極盛時期，還以特許船隻往來於長崎與上海之間。
1901年陳發興成立家族的商號──泰益號。1903年，高齡的陳發興將泰益號交給長子陳世望（1869-1940），歸老金門、頤養天年。在泰昌號的貿易基礎下，世望與他原籍日本的弟弟陳世科（1875-1952）進一步開創了泰益號的輝煌時代，不論是長崎本店或神戶支店，生意更加擴大。甚至辦起了神戶泰益商報，將貿易商品的價格登載於上。世望先生繼承了父親熱心公益之職志，於1912-1940年間擔任福建會館代表、長崎華商商務總會會長、長崎「華僑時中小學校」董事長、福濟寺檀家總代表（檀家是日本佛教維繫寺院與信徒關係的制度，自江戶時代流傳迄今，每戶人家必須向一間寺院登記戶籍，並載入出生、死亡、婚姻、職業、旅行、地址等資料，檀家制度保證每一間寺院都有屬於自己的檀徒──俗家弟子，並得到檀徒固定的供養）等職位。可以這麼說，在二次大戰前，金門新頭陳家是長崎華人社會擁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除了事業有成的家族之外，其實更多僑居海外的移民是沒沒無聞的。他們失敗的人生使其愧於與故鄉親人聯繫，小小的墓碑是他們客死異鄉最後的註腳。在東華先生的引介下，我們冒著低溫二、三度的春雨來到長崎福濟寺，找尋17-19世紀金門人的足跡。當年，中國、日本海禁俱在，這一批又一批的閩南青年冒著背棄祖宗廬墓、覓利海外的指責，在來往於寧波與長崎的船隻上工作。他們的身後事，一部分是安葬於唐人寺院之一的福濟寺。
福濟寺是1628年應長崎閩南人之邀、由出身漳州的僧人覺悔禪師攜弟子了然、覺意所創建，初為一座供奉媽祖的小庵，1649年，福濟寺請來福建紫雲山開元寺住持薀謙戒王完重新開山，使其發展成長崎最大伽藍，並命名為分紫山福濟寺。福濟寺受到當時地位崇高的唐大通事潁川藤左衛門（華文名陳道隆，父親陳一為漳州龍溪人，明末醫官，避禍至九州南部薩摩，在藩主島津家任侍醫）的施捨，方能迅速茁壯。
受到長崎原爆的影響，福濟寺後山上的墓園部分受到波及。戰後，寺方將僅存唐人墓碑收集起來，排列於山上一處名為「照俱會」的公共墓園內。我們在那裡339座墓碑中找到44座昔日金門船員的墓碑，包括汶水、蔡厝、田墩、盤山、後浦等地出身者。其餘墓碑則多為同安、晉江、海澄、馬巷、廈門等地的人，還有一小部分是鎮江府、廣東、江蘇人。在那些斑駁、風化的墓碑中，隱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值得我們進一步考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