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的建築理論家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建築的永恆之道》一書中闡明，如果城鎮和建築不由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參與建造，如果他們沒有使用建築上的共同模式語言，如果其模式語言不是富於生機的，那麼城鎮和建築就不可能充滿活力。
其實，建築模式語言不是高深的、西方的理論名詞，對於金門島上的人們來說，日常生活、節慶生活所接觸到的各種空間文化就是一種模式語言的總和。不需明文規範，大家會去遵循「宮前祖厝後」的營造禁忌，一落二櫸、一落四櫸、三蓋廊、雙落大厝、護龍、突規等合院建築形制為在地居民所共享的語言；來自南洋殖民建築的五腳基自然使人聯想到城鎮店屋一樓的公共廊道及僑村洋樓建築。這是歷史積累下的建築模式語言，是一種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然而，有了這些文化原型，並不代表每棟金門建築長得一模一樣，相反地，在不同時代的集體風格、不同屋主的經濟能力與期望，以及不同匠師的手路下，幾乎民居建築都是「同中求異」，豐富多樣。
同時，建築、聚落與城市的產生乃受到自然環境極大的制約。島上大規模的移民發生於13世紀中葉之後（宋代）。到了14世紀後半（明代）左右，大致上已出現至少61個聚落（不包括烈嶼），初步奠定了今天島上自然村的規模，其中以陽翟（陽宅）、汶水（後水頭）、西倉（西村）、平林（瓊林）、後浦最為繁盛。洪受的《滄海記遺》（1568年）顯示了當時宗族聚落的發展。選擇聚居環境時，多半考慮水源充足、地力較豐及避風禦寒等因素。這就是廣義的風水之說，一種敬畏自然力量的文化論述。
城鎮在明洪武20年（1387年）因海疆防禦之需，出現了金門守禦千戶所（金門城）；其實，正也是金門島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九龍江口、廈門灣外，一個閩南鎖鑰的空間角色。到了清初，遷治後浦的結果，商業逐漸興盛。海洋門戶的地理位置又使得海外貿易相當蓬勃，奠定了後浦做為金門首要城鎮的地位。簡言之，這裡空間歷史發展的背後，其實是有地理環境、生產要素為基礎的。
沒有深刻地理解這些生態環境、歷史文化脈絡，就無從找到金門的建築模式語言，也就無法使我們所居住的環境生機勃勃了。
在臺灣的空間專業教育中，受到西方狹義現代主義的支配，一個明顯的傾向是「重形式主義的設計、輕人文生態的關懷」。於是我們發現，許多專業訓練過程中缺少了理解空間形式的人文意涵，也沒有學會尊重自然環境的謙卑之心。此外，國內公共工程的規劃設計被視為勞務採購，支付費用偏低，與智慧勞動的付出不成正比，專業技術當然沒有提升的動力。
金門島嶼生態的多樣性、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保育、保存的成果，已受到國際的重視。因此，無論工程案的大小，專業者需要時時自我提醒，這裡是一個瑰寶之地。尋找屬於金門的建築模式語言，以及落實這些模式語言的技術工法及最適材料，是關心金門鄉土文化及自然生態永續發展必須重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