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辭去彭澤令次年，寫下「歸園田居」五首詩篇：是他辭舊我的別詞；迎新我的稱頌。分別從辭官場、聚親朋、樂農事、訪故舊、歡夜飲，描繪了怡然自得的隱居生活，抒發內心那種歡愉、明朗的氛圍。
正如一個人不願觸及心中隱痛一樣，即使他自況「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但仍不免有些惆悵之感。因此在詩中表達了不願提起昔日汙濁的官場。「誤落塵網中」的遺憾。而「一去三十年」一句，就是明白表示對前半生，遊移官場的懺悔。而今總算迷途知返，「守拙歸園田」，心中是何等豁然開朗。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譬喻的是故園依舊，「吾愛吾廬」的一往情深。而「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則意味著簷後榆柳樹影清風，正是消去焦慮的愉悅。而眼前桃李弄姿堂前，此種與草木大地合一的喜悅，不正是內心深處的呼喚嗎？而極目遠眺，炊煙與暮靄齊飛，耳聞所及，依稀犬吠雞鳴，這是何等閒適清淡的田園生活啊。從前那些不堪的俗務、案牘等「塵雜」，皆為「書香琴意」所取代。因此儘管以世俗來看待，此時吾家已是一無所有的「虛室」；但對詩人來說，卻是內心自在充實的「餘閒」天堂。
詩末以「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了結心中真意。「久」與「三十年」相映；「樊籠」與「塵網」相擬，而以「返」字，點出「歸去來兮」的樂趣。的確，官場消磨了詩人前半生的「清風明月」，而今總算迷而知返，怎不悠然而自得？
較之於謝靈運，陶淵明是東晉潯陽柴桑人，名將陶侃的曾孫，卻安貧樂道，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比，世稱「靖節先生」，堪稱古今隱逸詩人的宗師。而謝靈運是南朝宋文學家，也是名將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又稱謝康樂。少好學，工書畫，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性好山水，其詩開創山水寫實派風格，兩人表面上不分高下；但其中最大差別在於陶安貧樂道，而謝則是朱門奢華。
謝靈運由於出身名門，十八歲就被封為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但他愛漂亮，講排場，衣服時髦，用物昂貴，進出車馬，亮麗耀眼，極度豪華。加上年輕得志，官運亨通，自然更加狂放不羈。正是這一點，成為他後半生悲劇性遭遇的一個重要原因，更是兩人歷史定位上之限。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讀書人應該以傳道為志業，追求的是精神的充實，而非物質的享受。因此如果以自己吃穿的不好而為恥的人，是不值得與他論道的。所以「嶽麓書院」的學規就有一條「服飾宜從儉素」的規定；傅斯年校長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即親自布告：「本校學風，素稱儉樸，…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因為儉樸才能養廉；養廉才能養氣。就此而言，兩人之歷史評價已毋庸費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