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一直是西方思想的傳統，不僅自然科學的成就，整個現代西方思想如民主與科學及倫理等，都是基於理性觀念上。但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卻發生了理性爭議(rationality debate)。最初是緣於少數人類學家，他們發現原始民族也自有一套「理性」觀念，與西方不同，卻也能自成體系，因此懷疑：理性有客觀標準？而孔思(Kuhn)適在1962年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揭露所謂科學典範只是一群科學社群所共同的「信仰、價值及其他」；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的一系列著作，也提供了理性本身的曲折：「人類的生活，是可以在許多不同的基本觀點下，朝著許多不同方向，而加以合理化的。」
韋伯的研究著重於歷史性的演進，欠缺結構性的分析，在這方面，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馳譽的巴柏(K.Popper)恰好提供互補，他認為科學演進，本質上是一連串縝密而嚴格的「臆測與否證」，是以巴柏的理論，對摧破任何獨斷性的教條，都具有一針見血的效果，也為自由與理性之相互關係，設定了清晰的哲理。
理性思想的辯證發展，儘管言人人殊，但也只有依循嚴格的理性思想，才能加以廓清的，如科技破壞環保，仍須依靠科技來改善一樣。是以重新省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對今日困境無異是最好的醍醐灌頂！
「如果認為人類是社會動物，那麼你對社會學的流風能雲淡風清視之？」談到理性，不得不談現代社會學影響最大的三個人：德國的韋伯(Max Werb)、法國的杜凱(Durkheim)，及馬克思。馬克思在學院外的聲音最大，但在學院內，則是杜凱與韋伯的分庭抗禮。尤其是韋伯，他的著作已公認是社會學中的經典之作。
韋伯在英美及東方的形象是學者，是一個社會學家，但在德國則好像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政治思想家。的確如此，韋伯一方面對學術有無條件的執著；一方面對政治又有不可遏止的獻身感。他澈底了解政治與權力的關係，所以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浪漫的烏托邦，卻有達爾文與尼采的成分，他認為隨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抬頭，「科層組織」(bureaucracy)必然成為現代社會最壟斷性的組織形態。但別以為韋伯讚揚科層組織，殊不知他最大的隱憂卻「組織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對人類自由的窒息，這豈是一般韋伯迷始料所及，就如同海德堡一樣，令人遐思。
海德堡是座歷史名城，也是山城，由於尼加河的穿流，使她變成一座靈韻搖動的山水之鄉，不只在歐洲政教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文化史上也有她輝煌的一頁。十九世紀時，德國文學浪漫主義繼古典主義興起，因古典主義重知性，以希臘為模型，浪漫主義則標舉情感，而以中古為企慕之對象，是以1810年凱蘭勃(Greimberg)雲遊到此，一見古堡，驚為天人，便極力搶修，正因為古堡為中古精神之象徵耳。而海德堡大學也無異是「韋伯學」的重鎮，不僅是他的母校，他也在此教過書，而他的傳世著作就是在海城尼加河畔的那所屋子裡寫的，更重要的是，海城的傳世文風及渾厚的思想，此種傳世文風及理性思想，頗值金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