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現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作為思考現代問題的殷鑑及指南，作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大視野！」但什麼是大視野？就是放懷：生命於此風流；生命於此洗滌，進而對紅塵有一種大歷史觀的深思。
諸如何以同樣是紅土地，在美國能發展出蘋果的產銷地；在中國卻是一片貧瘠之地？何以中國的領土人口比日本多，歷史也比日本悠久，為何是日本打中國，而非是中國打日本？是因為動員條件上不如？或是尚來不及實行資本主義？
十六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的正式國名是「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只不過是當時七省中之一省，卻負擔了全國經費四分之三。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出的資本主義國家，竟稱霸於世好幾個世紀，進而逼使其他國家仿行，間有滲入國家資本者，相對地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有不同，但有幾點是一致的：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金流通，經理雇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而這背後需要有一理性思維下的結構：法律來保障！
事實上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幕府時的日本時髦許多，明清尤其如此；但日本能以其田賦所得支持明治維新，何以我國至民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亦為政局不隱最大原因，不啻為農業大國一大諷刺。除了因數字管理因素之外，追根究底應與中世紀以後，我國重於內向(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有關。
若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不計較於短時間片面的賢愚得失來看，則所謂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已達百餘年之說，其實是有待商榷的！深入反思，不難發現：傳統文化一向是重經典及人文的，因為，經典可以增進我們思想創造的能力，隨時反省自己所提的問題，使我們更靈敏地自覺到我們的看法是否具有原創性；而人文可以使我們始終不忘「人」才是教育的目的。所以即使如考據大師戴東原，猶仍認為「義理」是本而「考證」為末。但自五四以後，因深受激烈反傳統運動影響，先是對中國思想典籍喪失信心，進而連西方的經典也了無興趣，竟而產生了形式主義與科學主義，淺碟文化及輕人文風氣於焉產生，以此環境，欲培育知識經濟所需之「原創力的知識」之人，則無異緣木求魚。
但以今日環境，要以上述之標準來進行有失之冬烘處，故而藉由通識教育，安排學子接觸具有人文性、論辯性、跨科系的思想範文，薰陶出具有生命關懷，並能根據內在的資源，以批評的態度、精密的眼光、開闊的胸懷，提出特殊的原創問題，並有解答能力的學子，由此這批人來推動知識經濟，不但可強國，更可立國，更重要的是，能找回人性的光輝，如此也算聊盡寄食學府之良心也。